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体系的再建构

通过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发展的考察以及对现有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省察,得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国家政策根源在于国家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而导致的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以及农工商业发展失衡;道德文化根源在于人们的欲望在社会快速转型的特殊时空极力膨胀而导致的道德阙如、诚信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治理根源在于政府食品安全治理部门因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而导致的治理失败。针对这些根源,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再建构必须重视发展均衡、治理协调、道德防范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调整国家层面上发展不均衡的顶层政策设计,关注社会公平,实现均衡发展;建构合作协调的多属性与层级性治理体系;营造崇尚礼德、趋利守信、厚责忠义的社会道德氛围。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合作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区域公共事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和紧迫,以往由一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力不从心,必须倚赖多个地方政府的联合治理,如跨行政区的环境资源保护、污染治理、突发性公共问题的处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地方治理等。我国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合作已经起步,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建构与健全地方政府间的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机制,使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协调合作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战略抉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一次重大的时代性转向和最新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律权威的信仰,建构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多元互动合作的现代共治网络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关节点。     

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逻辑——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分析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逐渐走向制度化、常态化,不少地方政府开始将环境精细化治理转变为持续有效的常规治理。在现有的权力配置结构中,地方核心行动者是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支配力量,其行动偏好与行动能力主导着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政策走向和效能。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人的目的性行动是宏观结构性因素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交织互动的结果,行动者理性不仅包括经济理性,还包括社会理性。这一理论对分析中央环保督察下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逻辑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发现,制度的非耦合性、公众的“软约束”以及“政绩标尺化”泛化和异化的惯性,给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实施环境精细化治理扩大了行动空间,并衍生出组合赋权、差序应对和反向避责的回应方式与行为取向。为此,需要“理性扩充”,以“无缝隙”制度、协商民主机制和行动者网络等规制和导引地方核心行动者的环境精细化治理行为。     

大气污染多元协同治理的比较研究:典型国家的跨案例分析

如何协调多元行动者、构建高效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模式,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难题。研究采用文献荟萃和跨案例聚类分析的方法,梳理11个国家的14个典型案例,探讨不同行动者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主要角色和协同治理的结构特点。研究发现:(1)在大气污染协同治理中,政府是积极主动的资源提供者与制度建设者,公众是广泛、主动的维权者与监督者,企业是相对被动的资源提供者与执行者,专家学者是积极主动的信息提供者、志愿者与促进者,非营利组织是灵活的信息提供者、志愿者与监督者;(2)有效多元的行动者参与、较大的协同规模、开放的协同网络、密切的协同关系、合作的关系性质共同促成成功的协同治理结果,而协同联结模式与治理结果无显著关系。最后,对如何优化和改进我国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出政策建议。     

新三元结构视角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环境性偏差初探

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新三元结构来看,政府绩效评估系统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及文化因素,由此形成绩效评估环境性偏差的四种形式:经济环境性偏差、政治环境性偏差、制度环境性偏差及文化环境性偏差。政府绩效评估环境性偏差的生成是在制度环境核心作用的基础上各环境要素作用的共同结果。缩小或消除绩效评估结果的环境性偏差,要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多元治理的角度出发,优化政府绩效评估的外部环境,使得绩效评估环境对绩效评估系统发挥良性作用。其重点应是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框架,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发挥各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论合作治理的路径建构

在后工业社会多元主体共生共在的情况下,社会治理呼唤一种服务于合作的新路径。通过对传统的社会治理路径——权力、法律和管理的解构,可以厘清它们各自存在的局限性,从而为合作治理路径的建构指明方向:在中观的具体操作层面,应通过形塑一种蜂巢状的网络去终结权力集中引发的"肮脏的手"问题,用灵活弹性的自组织治理决策机制去跨越法律刚性带来的治理时滞问题,用"我在性"思维去弥合官僚管控导致的行政傲慢问题。对于宏观建构层面而言,合作治理的路径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路径进行折中或杂糅,而应是以"他在性"思维和具象化的行政道德为载体、以开放性为特征、秉持行动主义的新形态社会治理供给模式。治理在"他在性"维度上的补全,将与"刚性""弹性""我在性"一同构成合作治理的多元化路径。     

我国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的探索——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难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这意味着,加强多元主体间合作治理的网络化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治理工作的主要治理模式。探索小流域网络化治理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级贫困县和南方水土流失典型区域——福建省长汀县为例,运用网络化治理理论分析长汀县小流域治理经验,研究发现:该案例在培育小流域多元治理主体,建立新型公共治理体系;创建纵横联结关系,构建行政主导型网络治理结构;保持信息对称和有力监督,维持网络稳定运行等方面,为我国小流域的网络化治理路径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经验与借鉴。     

结构、机制与功能:中国环境网络式协同治理的三维分析——以零盟为例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网络式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协同治理形态在环境治理领域日益发挥重要功能,显示其内在优势。零盟内部的成员网络、议题网络和区域网络等构成了垃圾处置领域的一个重要协同网络,并与网络外部的政府、市场组织和社会个人等构成了更为广泛的协同网络。环境网络式协同治理的运行基于利益、资源和信任的协同等三种机制,有利于促进环境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比较优势的充分汇聚、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以及多元主体的整体回应,提升环境治理的绩效。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城市治理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这个视角看,城市治理是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和利益联盟网络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过程。由于异质行动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各异质行动者的自身利益偏好与其他行动者难免发生冲突。城市治理的问题转译是建构城市治理网络利益联盟的微观机制。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构建全面的危机应对联动机制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暴露不少短板和不足,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还要加强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分析与模式构建

用空间—行动者理论来补充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县域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可区分为政治性的行动者、行政性的行动者、社会性的行动者、经济性的行动者以及个体性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县域空间中分享社会治理权力,并基于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而表达从积极的主动施治到消极的被动施治的治理诉求,由此呈现出复杂的治理关系。这其中,政治性行动者和行政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位最为关键;作为主动施治的主体,二者应分别发挥"元治理者"和"治理合作者"的角色作用。据此,县域社会治理应积极构建引领—规约型、服务—保障型以及合作共治型等具有差异化的治理模式。     

论社区建构的过程

虽然社区是在现代化即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但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可以看到自觉地进行社区建构的特征,这也是社区区别于农业社会的自然村落等生活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区主要是作为"社会救助力量"进行建构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区重建运动中,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社区的建构性特征。为了解决国家重建中的资源不足的问题,联合国于1948年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念,之后又倡导和实施了"社区发展运动",一场自觉的社区建设运动在世界各国开始风行,并切实地推动了社区的兴起和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原先由政府垄断的社会治理权力向社会转移,标志着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的滥觞。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社区自身的力量已经无力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而是通过广泛动员社区以外的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民营机构等的力量来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     

社会治理跨越与政府服务锲入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同协力、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从政府独治、督治,经过协商、参与、协同的探索,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模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模式转换,意味着社会独立性、主体性的逐渐到位。如果说,在协商、参与、协同模式中政府角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那么,在合作模式中政府与社会将归于主体地位平等,这需要在实体范畴实现"倒置",即政府在理念中更新换位,在姿态上放下身段,在行为中创新服务介入,从而实现党的以人为本的政治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