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全球化与数字中国建设因应之策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发展方向,其发展态势愈发强劲,规模与日俱增,已然成为缓解全球经济压力、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和数字全球化正在深刻演进,具体表现在数据驱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竞争优势等方面。数字全球化面临诸多新挑战,国际数字鸿沟制约发展、数字产业化基础存在薄弱项、产业数字化进程遇困受阻等都不同程度地迟滞了数字全球化步伐。为做好数字全球化新挑战与新机遇应对,国家数字化战略政策着力点应聚焦在融入数字全球化价值链,推进数字产业化基础高级化,抓住产业数字化主线等方面,落实好分阶段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宏图。     

以数字经济助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村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数字经济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推动力。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创新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弱化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从而助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亟需新的发展动力、城乡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拉动等条件为数字经济助推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农村网络覆盖率不高、物流配送系统和电子商务培训系统不完善、具有数字素养的人才不足等挑战。提高农村网络覆盖率、优化农村物流配送、推动农业大数据建设、加强电子商务培训及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等是数字经济助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全球已经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既可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造福人类,又带来了全球性的新危机和新裂痕。而要弥合与发达国家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就必须大力推行"十三五规划"中有关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从核心技术的科研开发应用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逐步完善信息化法律制度建设,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点探讨

数字技术革新让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三个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赋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但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也可能面临数字垄断阻碍共享发展、数字鸿沟扩大城乡差距、数字幻觉诱发绿色盲区隐患等现实挑战。对此，应坚持以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新发展理念为导向，营造自由稳定的经济环境，创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构建良性的数字生态系统，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和实现路径

当今社会已步入信息社会发展阶段,数字经济随之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业态,既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也给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加强数字经济治理,需认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特征,构建符合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实际的理论框架;以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为指导,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实施路径。     

数实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人才培养的挑战与应对

培养数字人才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在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以及个人学习能力、意愿与机会等层面面临数字人才培养挑战。未来,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数字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以及治理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力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探索数字人才培养新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集中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的优势,渐渐成为世界发展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的日益发展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新的资源以及新的社会生产力,还为人类提供了日益多样化的信息生产、消费活动中的经济关系,数字经济在各领域的广泛拓展对创造就业、拉动消费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我国现行税收征管体系带来纳税主体分散、收入定性界定难、征管手段单一、纳税人数据信息难提取等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普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纳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双支柱”解决方案,并制定实施了征收数字服务税、完善税制的税收征管措施。根据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应通过完善现有税收制度、强化数字经济税收征管、推行优质高效智能服务、共解数字税收难题等路径,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旅游业发展初探——以陕西铜川为例

资源型城市是依托资源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当资源衰竭或开采成本剧增时,城市就会出现经济衰退、大量失业等现象。因此,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外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各种各样、不尽相同,但不乏成功的案例。法国和德国主要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关闭矿井、招商引资、工业结构调整、引进人才等诸多措施,完成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美国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本文以陕西铜川为例,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发展旅游业的可行性,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工业遗产旅游的战略构想。     

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耦合发展研究——兼论区块链技术在三者中的应用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依托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得以产生并迅猛发展,厘清三者的理论边界与现实约束,制定推动其发展的政策,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将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到数字经济、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中,可以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对外贸易转型,最终实现全球化发展,达到共同繁荣目标.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市场整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整合城乡市场资源、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立足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从数字经济的精准匹配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分配效应四个方面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市场整合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基于商品市场整合和要素市场整合的双重视角对当前中国城乡市场整合的现状进行全面剖析,进一步探究造成我国城乡市场分割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了依靠数字经济促进城乡市场整合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下的生产社会化与企业分工协作:演进与特性

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原料为劳动对象,利用数字化劳动资料进行生产活动的经济形式,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经由企业分工协作体系的重塑推动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企业分工协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企业间网络化分工协作和企业内部数字劳动过程,可发现并阐明数字经济下生产社会化中的最新进展及其双刃剑特性。该性质表明:数字经济既可以推动生产活动向社会化方向发展而代表更先进生产力,同时也会激化企业分工与社会分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此表明,数字经济下的生产社会化演进必将呈现出企业分工代替社会分工,以及所有制形式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形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研究——基于均衡增长视角

在从非均衡增长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均衡增长是必经的阶段。均衡增长提高了潜在产出的上限，改善了实际产出的效率和结构，还有利于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并通过结构优化机制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与此同时，均衡增长有效限制了不合理差距的持续扩大，提高了落后地区(行业)的发展能力，还注重发展成果的共享，并通过协同普惠机制来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尽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分散效应、市场整合效应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均衡增长，但是其也会由于结构性失业和就业困境、数字鸿沟困境和数字经济平台垄断困境而阻碍均衡增长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应从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消除数字鸿沟、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监管和构建统一数据市场等四个方面入手，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于均衡增长和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制造模式研究

数字经济是创新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要素,既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也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发展质量。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制造业成为数字经济主战场,制造业创新生态正在加快形成,智能制造、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制造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不断涌现。2017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了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的基本要求,这是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既是对近年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兴商业模式的肯定,也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模式的一种新的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为提升我国工业发展质量,应不断突破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加强工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强化人才队伍支撑等,力求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作为“劳动”的前缀: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境

在数字社会中,劳动是如何变化的?数字劳动理论是在回应数字技术影响劳动本质和形式变化的强烈需求中孕育而生的。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增长为重点,数字劳动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越来越多的“劳动”活动可以被加上“数字”前缀。在与数字经济共振的过程中,数字劳动逐渐被构建为一种超越“工业劳动”的历史性表征,从而获得了新的价值与使命。数字劳动研究环境的变化激荡了经验发生与理论建构之间的张力,重新反思了研究的概念所指、主要属性和理论视角,凸显了其在就业取向与非就业取向、剥夺取向与赋权取向、解构与再整合之间的多重两难。在亟需数字劳动研究新发展的现实诉求下,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在历史脉络与全球语境中理顺数字劳动被理论化的方式和路径,进而探索和重构突破困境的可能办法。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的时空约束，有效畅通区域间要素流动。从历史逻辑出发，我国区域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低水平区域均衡到效率优先导向的区域非均衡，再到区域统筹协调转向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历程。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价值分配环节赋能资源有效配置；通过价值实现环节赋能市场变革；通过价值创造环节赋能区域间分工协作，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和基础条件，但仍面临“数字鸿沟”现象不断扩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地方数字治理方式单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等难题。为此，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构建区域间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通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激励机制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的基本前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遵循并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逐步由“四化协同”过渡到“数实孪生”,最终实现“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目标。微观基础视角，财税激励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巩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中观载体视角，财税激励通过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宏观保障视角，“分权+考核”激励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积极作为，营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财税政策应聚焦发展基础、应用场景和数字化转型，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财税支持力度；深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深化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完善产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财税政策，提高激励效用水平。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国际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北大核心CSSCISSCI

立足国际视野以国际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既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双循环”堵点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驱动力。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阐释数字经济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共生关系,并在“双循环”框架下探讨以国际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创新的产物,有赖于创新支撑其跃升至更高阶形态;数字经济创新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际合作是改善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国内外环境和解决世界数字经济创新共性与个性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实践层面,对外要开展平等互利的开放合作,对内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际合作的内容既要覆盖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全局,也要对国内外战略支点和国际规则标准体系重点布局。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法律规制体系建构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业态,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同时,必然对传统经济背景下已有立法形成冲击和影响,迫切需要基于数字技术特点规律和数字经济发展逻辑,加快构建新型法律规制体系,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要进一步洞察分析立法面临的挑战,探讨立法理论基础,促进理论创新;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逻辑,围绕数据要素、网络平台和技术工具三个关键环节,科学设计法律规制体系的内容架构;要坚持在多边主义原则下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用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