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错案与口供证据规则

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密切相关,导致刑讯逼供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明机制。对待口供证据应持理性态度,不应抛弃口供证据,但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限制口供的运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口供任意性规则、口供排除规则以及口供补强规则,可以规范口供证据的使用。     

非法刑事证据的存在与杜绝

运用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等非法刑事证据的现象大量存在于刑事诉讼之中.非法刑事证据产生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实践和认识方面的原因.杜绝非法刑事证据的出现要着眼于诉讼制度和诉讼体制的改革.     

后真相时代与数字政府治理的祛魅

推行数字政府治理是过去十年间各国政府应对互联网社会变革的基本策略共识。尽管刚刚发生的"后真相时代"政治危机已经用事实反映出既有数字政府治理策略的缺陷,但对其进行的严肃反思仍寥寥无几。借助梳理数字政府治理运动的核心文献,不但可以提炼出其中"技术—组织—权威"的基本策略逻辑,更重要的是得以揭示该逻辑所引发的歧义与恐慌。面对后真相时代里传统型利益冲突协调机制的失效,以及政治精英与公众间正义观念的尖锐对立,数字政府治理究竟能否提供公众需要并信赖的信息、能否摆脱科层制组织文化的束缚、能否建立起人格化的"关联型"权威,将成为决策者应用这一策略来应对危机过程中必须持续反思的问题。     

刑事诉讼自白认罪减刑规则研究——剖析建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分流体系的根本出路

刑事诉讼中自白认罪减刑规则的建构符合诉讼规律发展方向,是当前我国亟需建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从正面认识口供的证据价值角度入手,从犯罪控制和预防的维度出发,着眼于实现有效的诉讼分流,提高诉讼效率,来建构刑事诉讼自白认罪减刑规则,可以从宏观角度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     

体用合一:加葛里亚蒂的文化资本运作观管窥

《孙子兵法》之复译,作为一有利可图的文化生产场域,见证了译者之间围绕权力和权威而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表面是围绕"体",即谁的译文更忠实于孙子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上是围绕"用",即谁的译文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而读者的需求又直接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而文化资本的再分配又是在译者将其转换成经济资本的翻译行为中得以实现。加葛里亚蒂之所以敢于挑战先前译者的权威地位并在英语文化语境取得空前成功正是由于其成功实施了独特的体用合一化资本运作策略。     

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防范研究

隐蔽性证据的细节性、独特性和实质隐蔽性与证据的证明力密切相关。在刑事案件中的证明功能层面,隐蔽性证据作为口供补强的延伸和拓展,在定罪量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防止口供翻供。然而在运用层面,易引发侦查人员认知、制度设计、证据核实等方面的风险。对此,侦查人员应巧用大数据技术收集证据,转变理念避免污染证据,完善程序运行机制实现过程控制以降低隐蔽性证据运用的风险。     

论口供的证明力

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关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和揭发同案被告人的攀供。口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这也是口供得以发挥证明作用的基础。由于口供的来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必须对口供的证明力加以限制。     

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探析

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查明和证实。此种情形下,如对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不加明确,必然导致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反思及重构

侦查讯问制度以侦查讯问活动为调整对象。我国现阶段的侦查活动,极为强调口供的作用,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视作侦查破案最直接、最经济、也是最重要的手段。过分倚重口供的结果,导致侦查实践中不择手段获取口供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反思,并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从而完善我国的侦查讯问制度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本、价值与实践:宪法权威的来源与确立析论

宪法权威的确立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也是中国宪法得以真正有效实施的基础和根本所在。宪法权威来源于:宪法文本上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价值的理性与正义;宪法在实践上适应社会发展,关注公民生活。宪法权威的确立之道在于:完善宪法文本,确立宪法权威;彰显宪法价值,保障人权;克服不利因素,对宪法实施进行立法、程序和司法保障并予以事后监督。当前宪法实施应以宪法权威统摄其他权威。     

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权威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观望中的"模糊"、相对融洽、猜忌与防备、"斗而不破"到最终的分道扬镳等五个阶段。作为地方民族依附型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其与国民政府中央的关系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中央权威与地方主义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中央的对立意识一定程度上系中央政治权威影响的结果。在民国民族国家构筑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权威政治视野的转换存在着同质异向关系,表面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转变过程中权力分配失衡的体现,他们的存在及其在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     

村民自治的逻辑困境与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关系研究

村民自治设计之初就存在一个逻辑困境:"村支部———村委会"的领导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协调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肩挑"的模式应运而生,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学理和实践上的局限性。所以,解决村民自治逻辑困境的根本还在于发展基层党内民主,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基层党员选举、党员权利维护和组织体制设计。     

论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犯罪调查中的完善——基于检察机关办案实践的分析

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将本属共同犯罪的行贿与受贿犯罪拆解立案,其深层原因在于突破定罪证据不足的困境。口供补强规则是"另案处理"背后的证据制度基础。基于贿赂犯罪之特殊性,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为提升反腐败工作法律效果,应当在贿赂犯罪调查中确立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明确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可以相互补强;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行贿人在查办贿赂案件中的地位,探索"污点证人"制度设立的可能性。     

谁是非法讯问的受益者?--侦查讯问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将其经典模型“囚徒困境”与侦查讯问进行类比,可以建立讯问中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博弈模型。在我国,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博弈遭到破解的主要原因是警察的合法讯问和非法讯问策略、犯罪嫌疑人的坦白和抗拒策略均存在严重的效用倒置,这也是导致警察选择非法讯问,而犯罪嫌疑人选择抗拒策略的主要原因。为倒正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策略的效用,必须建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明确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完善非法讯问法律责任体系、消除认定事实对口供的依赖、提高强制措施的适用标准等。     

意识形态刚性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

由于意识形态刚性的影响,我们党执政之初选择了一条带有浓厚革命党思维方式印迹的党建模式和执政模式,其逻辑发展的结果导致执政党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一种“锁定状态”。邓小平理论突破了革命党意识形态刚性的束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提供了科学意识形态支持,并由此形成一种正向的“路径依赖”,必然使执政党建设向着一种更高的均衡发展。     

浅析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

我国债权人的代位权,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行使,由此产生了新的诉讼形式——债权人代位诉讼。该类诉讼中,存在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主张以及债权人对次债务人的代位权利主张。我国法律对债权人代为诉讼的诉讼标的未做明确规定,根据我国目前的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研究状况,这两种权利主张极易出现难以辨别的情形,导致一系列无法确定诉讼标的而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得司法实务陷入难以操控的混乱局面。     

权威性沟通及其变革——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的梳理,探讨中国政治传播实现政党沟通需求的动态过程。中国政治传播呈现出"权威性沟通"模式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制度起点,并由于路径依赖使后续的制度变迁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伴随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国政治传播通过制度变革回应了多元社会与现代制度权威建构的新需求。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威性沟通"模式出现三种变体:其一是一元化沟通模式,该模式以意识形态权威为其观念支撑,以归口管理体制、组织通道为制度表征;其二是混合型沟通模式,该模式以民主权威为观念支撑,表现为政治传播系统中新闻发布与民意回应等制度的设置;其三是整合型沟通模式,该模式以现代制度权威为其观念支撑,体现在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化建设与职能整合改革中。以上制度变迁反映了中国政治传播的"权威性沟通"模式在不断吸收"表达性沟通"模式的优秀经验的同时,亦在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     

执政权威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执政党权威不等于执政党权力,也不等于执政党专制,它是与自由、民主共生共长的,其本身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我们应该努力通过深化"执政为民"意识、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完善"长效执政"机制来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权威。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