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与人权保护

信息公开制度是保护人权的基本制度，它保护了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信息公开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要求，需要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应当保护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权。同时，信息公开应当摆脱行政主导立法模式，建立完善的程序性规范，确保公民的选择权不受损害。     

信息公开的新领域——党务公开、防务公开、立法公开和司法公开

信息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争夺信息资源的战略优势.为此,我国今后还应进一步推进党务信息公开、防务信息公开、立法信息公开和司法信息公开.     

探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政府信息公开是当今世界政治潮流所趋,也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尚不完善,还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有: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真正完善政府制约监督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完善行政及司法救济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中的利益平衡

法律的制定实质就是利益的平衡与分配。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如何妥善平衡好各种利益关系,正确界定公开与不公开的范围,是各国立法的一个难点。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利益冲突源于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各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追求。这些冲突包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信息公开中的利益冲突直接表现为信息主体因权利享有和限制不同而导致相应各方利益的冲突。在信息公开制度中,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平衡,主要依据的原则和方法是:权利平衡原则、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正当程序的保证。     

政府信息公开中行政主体的信息分类义务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行政主体具有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义务。这种义务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和诉讼过程中两个阶段。这是由行政职责、行政效率、权力分工三方面的理论基础决定的,同时还具有防止行政主体滥用例外规则、保持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中立地位、保证行政主体行使信息权力的完整性等重要价值。违反信息分类义务,行政主体将承担行政责任、败诉的风险,严重的还有可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思考——比较、反思与构建

本文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立法概况入手,采用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法视角剖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具体建议:确立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司法最终原则;确立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地位;建立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和不公开审查制度;构建反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具体规则.     

利益视角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从利益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实质是利益的共享与转移。影响政府信息公开的利益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受现行体制条件下利益分配关系驱使,政府职能部门协作不力、规划不协调;政府信息公开中“外部效应”普遍存在;信息资源的稀缺性、不对称性,使得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方便地借信息寻租。基于此,政府信息公开应遵循四条原则:无赖假定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免费原则、程序性原则。     

基层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成因与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实施后,我国"阳光政府"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信息公开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对基层政府而言绝非易事。目前,一些基层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空"、"假"、"慢"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些官员对公开政府信息的认识不到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存在一些盲区,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存在着误区,对政府信息公开缺乏有效监督。因此,加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要提高基层政府公开政府信息的自觉性,建立、完善和全面实施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加大公众对基层政务的参与和监督。     

模式转型:新时期的司法公开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院系统着力推进司法公开改革。然而,这轮改革所诉诸的策略与措施仍未摆脱传统司法公开的窠臼——在范围上仅限于审判公开;在理念上忽视激发公众的认知热情;在方式上过度依赖法院自身力量。针对上述缺陷与弊端,我国法院应当开始逐步推行司法公开改革的模式转型。英美法系各国方兴未艾的新型司法公开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让司法权运行曝露在阳光之下——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党委班子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天津市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积极构建阳光司法体制,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让审判执行工作置于群众目光之下,用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深入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庭审视频直播、裁判文书上网数量均位列全市法院首位。开通官方互联网、微博、微信,对我院审判执行工作情况进行公开,是我市首家开通微信的法院。目前官方微博累计发布微博1274篇,粉丝量达82     

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可诉性及相关制度思考

主动公开信息的行为具有有限的可诉性,应从程序上保障第三方救济的权利。被告在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但涉及国家秘密信息的举证应允许被告补充证据;对于信息不存在的证明,原告应该提供信息存在的初步线索。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可以借鉴美国的"秘密审查模式",进行不公开单方审理。对于不予公开信息的司法认定,应基于法益判断进行利益衡量,以使申请人权利与第三方隐私权、商业秘密、国家保密权等权利达到相对的平衡。     

论政府信息公开及其完善

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我国政府逐渐完善了信息公开制度,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透明度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推动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同时也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也为人们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提供了便捷。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从政府信息公开看腐败治理

政府信息公开是防治腐败必要而有效的措施,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政府信息公开的趋势,从权力运行、权力制约和权力主体等方面论证了政府信息公开对于防治腐败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措施和途径。     

论司法公开对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功用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公正、高效、权威司法活动的具体体现。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权的运行状态是前提,社会公众对司法权运行的感受是关键,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是重要的外部环境。司法公开作为一项公认的司法准则和制度,为公众观察司法活动提供了良好途径,对于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功用。     

我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的实施问题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2008至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北大核心

通过收集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31个省级政府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对报告中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绘出自2008年至2015年我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制度的实施历程,并从中发现当前制度实施面临着严峻形势,即公众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的数量迅速增加,而行政机关同意公开的比率却持续下降,不同意公开多因难以操作,引起申请者不满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数量增速极快,信息公开收费制度也有闲置的风险。今后应加大监察力度抓好关键领域信息的主动公开工作、编发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指导手册,对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进行优化完善,并对收费制度做出适当调整。     

浅析“公开”

如今，“公开”是一个被叫得炽热滚烫的词，诸如：“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司法公开”、“医务公开”、“校务公开”、“公开账务”、“公开竞争上岗”……等等。     

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研究

从学理的角度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颁布实施背景下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的可行性作一阐释。从档案学的角度看,高校档案馆参与信息公开业务是档案信息价值的展现,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认识回归;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它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特征的必然要求;从法学的角度看,信息是一种权利形态,公民享有知情权,信息公开实为高校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也谈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

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许多不同:一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的信息不同;二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的服务对象不同;三是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有不同的执行主体。档案开放制度并没有问题。当然,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也存在着衔接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法。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