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面到点:教育扶贫政策的中国经验

教育扶贫是破解贫困问题的根本手段,在助力国家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历经以"面"为主的"普惠式"扶贫、"面线"结合的"多维式"扶贫、"线点"结合的"专项式"扶贫、以"点"为主的"精准式"扶贫四个阶段。扶贫方略由全国"面"上带动、区域的"面线、线点"协同推进,向以"点"为主的精准扶贫转变,并在扶贫理念、扶贫方略、扶贫方式等方面彰显了教育扶贫政策的成就,反映了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追求,是党和人民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智慧结晶。新时期的教育扶贫政策要深度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完善教育扶贫动态监测体系,搭建多维度立体式教育扶贫体系,提升解决新时代教育问题能力的精准性、高效性。     

"脱贫不脱政策"的片面执行何以发生? ——基于河南省4个脱贫摘帽村的分析

当前,"脱贫不脱政策"方针的片面执行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阻碍因素,其具体表现是已脱贫村落内部存在分支性政策执行优先级的失衡.通过引入政策变迁的分析视角,对河南省中部的4个已脱贫摘帽村的案例分析发现,"片面执行"的发生逻辑是政策场域内部权威概念的迁移主导,直接推动因素是激励方向转变带来的执行主体变更.通过"片面执行"对基层政策场域的冲击衍生出三重变迁成本,它们分别影响着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运行的抗风险能力、已脱贫户的行动策略以及构建型扶贫政策的可持续性.基于基层政策场域的资源禀赋限制,"片面执行"及衍生成本的治理应遵循普遍性原则与例外性原则,而法理阐释则是巩固扶贫政策长期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路径.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研究——以五指山市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在走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上持续不断地作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懈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基础。五指山市政府扶贫政策的执行顺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是地方政府执行公共政策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双层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扶贫政策执行力,是五指山市早日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地方政府“规划式”脱贫及治理困境反思——基于N省脱贫元规划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精准扶贫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范式的创新和转变。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沿用"规划式"治理逻辑,依据"刚性时间约束"分解推进脱贫行动计划,运用"试点—扩散"工具优化政策设计。通过对N省脱贫元规划治理过程的实证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规划式"脱贫遭遇了治理实践的漏评、错退、群众满意度偏低等治理困境,致使其规划内容安排与治理实践发展相背离,带来各级政府治理压力的加剧和治理成本的增加。精准扶贫战略体现在乡村扶贫治理情景中的识别精准、帮扶精准和管理精准,实质上是各级政府治理逻辑、治理路径和治理工具的精准。地方政府应重新审视其"规划式"治理逻辑,探索和创新"精准式"的扶贫治理范式,提升精准扶贫治理绩效。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网络的优化

"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其具体落实。目前形成的扶贫网络主要可以概括为"政府单一主导式"扶贫网络,存在专业性欠缺、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社会工作+精准扶贫"模式下,社会工作通过为精准扶贫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促使各参与主体扶贫意识的改变,能够完善扶贫网络,优化扶贫效果,助力构建大扶贫格局。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大量扶贫资源的实际运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健康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也得到相应的保护与保障。从此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就在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公众权益,并从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权益问题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收入被过度关注、公众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以及政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化解这些难题需构建一种机制性的保护屏障,具体表现为挖掘中间性组织所具有的赋权和授权功能、以"可行能力"为视角和方法的标准转移以及畅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不同子系统政策间的衔接与整合等措施。     

这种扶贫模式值得推广

正近年来,江苏省新沂市创新扶贫工作思路,组建了扶贫资金互助社,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发放贷款,支持他们自力更生、新上农副业项目,带动了他们早日实打实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笔者以为,这种扶贫模式好处多多。一是整合了扶贫资金资源,使扶贫资金的"好钢"用到渴望脱贫发展项目致富农户的"刀刃上"。二是建立扶贫资金合作社,实现了"滴管"式精准扶贫到位的目标,防止"大水漫灌"扶不到点子上的     

甘肃省河西走廊开发扶贫移民政策述评

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开发扶贫移民政策简单介绍的基础上,对其开发扶贫移民政策的影响进行利弊分析,进而对开发扶贫移民政策提出反思与建议:开发扶贫移民政策应当将正当性论证、程序正义论证和功利性论证作为其政策出台的"三重论证"。     

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

精准扶贫是我国的新型扶贫理念与扶贫方式,旨在彻底解决我国仍处于贫困中的7 000多万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没有理论支撑的扶贫工作只会成为最一般的救济,而且缺乏相应理论指导的扶贫政策也存在政策扭曲的风险。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探寻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理论逻辑并进行相关梳理,可以明确精准扶贫必须最终落实到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上,从而使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更好地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帮助和促进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进而使我国广大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秦皇岛市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问题研究

为提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加速扶贫开发进程,实现秦皇岛市率先脱贫的目标,对秦皇岛市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诸如多部门管理不够集中、投入总量不足、投向不集中、瞄准精度不高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完善制度创新,强化运行机制,厉行执行监督系统化等创新资金管理和使用措施,实现农村扶贫工作的良性发展。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创新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精准研策和精准施策,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政策工具。在社会层面形成大扶贫格局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制度安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政策工具选择。产业扶贫事关贫困地区造血机能,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社会公益参与其中并引导和帮助村民发展产业是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可持续脱贫的根本路径,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的理论困境以及诸多现实难题。通过对"马兰实验"的个案研究,可发现一种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特征的社会公益参与产业精准扶贫的独特机制:"共建"即多方主体共同兴办扶贫产业,"共治"即各方主体共同管理扶贫产业,"共享"即各方主体共享产业成果,借此形成一套由社会公益组织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机制。该机制能够有效地防治志愿性政策工具失灵,形成精准高效的扶贫共同体,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精准脱贫的可靠推进。     

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省X县的现实考察

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微腐败"问题是影响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扶贫项目管理过程、政策制定执行、工作责任意识三个方面,需要从资源配置、思想认识、地方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四川省X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将整治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构建起协作型立体化监督机制、点对点聚焦型问责机制、多层次科学化管理机制、全覆盖信息化沟通机制和容错纠错灵活型激励机制,着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一个分析框架

收入标准长期以来是我国制定和执行贫困政策的依据,然而在精准扶贫中,不论是对真实贫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效推进扶贫政策的执行,单维的收入标准均已不能完全胜任精准扶贫的要求.可行能力标准作为收入标准的拓展和补充,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的内核高度契合,注重衡量多维贫困及长效帮扶机制,从而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政策学习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研究

政策学习是由内生学习、社会学习和政治学习构成的复杂、多维和多层的结构体系,将其应用于分析农村扶贫政策的过程,可揭示出这一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内生学习确保了精准扶贫政策吸纳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有益经验,同时对其带来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矫正,使得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更加科学化;社会学习促使政策行动者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更加明晰、多维和深入,并通过学习机制反馈到扶贫政策的各个方面,促使政策内容、执行方式、资源供给、参与主体等方面发生重要变革,构成政策演变的核心;政治学习则聚焦农村扶贫政策释放的政治意涵、时代价值和责任认定,并伴随政党资源调动、监督考核和惩戒机制等过程,使政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外延持续扩大。总之,内生学习和社会学习使得扶贫政策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得以显著增强,而政治学习促进了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显著提升了扶贫政策的效能。     

农村基层扶贫资金监督研究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因此"精准"成为脱贫成败的关键。本文以基层监督联动机制研究以及数据信息共享为主要思路,从强化责任意识、形成扶贫信息交流共享的监督平台、构建扶贫领域"大监督"工作格局等方面,为扶贫资金精准使用提出建议与思考。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贫困户精准识别“回头看”——基于江西省Y镇的考察

贫困户精准识别"回头看"政策具有双重属性:目标的确定性和效果的不确定性。目标是确定的,将未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农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而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权威等扶贫资源在政策内外在因素之间的配置影响着执行结果。短期来看,有限的扶贫资源投入到政策内在因素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结果的确定性。而长期来看,充足的扶贫资源投入到外在因素中是实现精准识别的关键。     

“党建+”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我国实行的重要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一条重要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精准扶贫融合,形成"党建+"新型精准扶贫模式。本文以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分析党建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总结了"党建+"模式下精准脱贫的路径。     

精准治理的前提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中的四个案例

本文以精准扶贫实践案例为基础,讨论了精准治理与因地制宜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广大的非贫困地区,解决贫困户帮扶的最佳措施是采用普惠的特困救助和低保政策,而不是套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因为误用精准扶贫政策,导致非贫困地区扶贫的大量治理资源的浪费。精准治理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只有标准化才能进行自上而下的督查评估,另一方面只有因地制宜才可能精准治理,而标准化和因地制宜是不可兼得的。这个意义上,在非贫困地区误用强调标准化的精准扶贫政策,必然造成治理绩效的损失。     

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政策合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2015年前后,普惠金融和精准扶贫成为国家重点推行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由于普惠金融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农户及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又把金融扶贫作为创新手段,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天然契合性,但是整合并发挥二者扶贫的政策合力也非易事。利用普惠金融信贷的资金优势,参与精准扶贫中的产业扶贫等项目,能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对象、小微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地区经济等四者间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