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中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与合理均衡

问责与容错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种重要激励机制,两者的衔接优化事关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问责与容错的理论研究并不同步,有关问责与容错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也不同步,问责与纠错在内涵边界、执行力度和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内在张力。究其原因,在于问责与容错之间在秩序导向与创新导向、确定性运作与灵活性运作、负向惩戒与正向激励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悖论,需要理解问责与容错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提升问责与容错衔接机制的严谨性,增强问责与容错评价标准的清晰性,不断化解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一体推进问责与容错机制的建设。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责任政治视角下问责与避责的协同机制及其实现

在责任政治中,问责与避责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政治社会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协同作用领域"出发,可得出:在责任政治视角下,当避责行为转移一定责任时,问责与避责结合可以提供激励以及完善责任认定;当问责制重视回应与沟通时,避责可以与之结合促进精准问责;当基于避责的责任维度时,二者结合有利于推动形成预防式问责制。基于此,可进一步深化对问责与避责关系的系统化理论认知,以破解问责与避责协同机制的现实困境。     

制度问责化与问责制度化

制度是"秀才"和"兵"的结合。"秀才"是制度中的肯定性责任,它告诉人们"路在何方"。"兵"是制度中的否定性责任,它对误入歧途者进行问责。所有的制度,都需强化"兵"的存在,是"制度问责化"。"兵"也容易在情绪决策博弈中迷失方向。由此,需要设置更高位阶的制度,对位阶较低的"兵"予以监管,是"问责制度化"。要实现问责制度化,需在封闭原理的指引下,藉由制度中安排"兵","兵"上安排制度,层层递进,构成一个问责循环系统。从理论回归实践,人民问责权层面的制度、问责权层面的制度、管理权层面的制度,互相运作,形成了实践形态的问责循环系统。其中,只有诉诸制度建设和理性教育,促进管理权的常态监管和非常态监管,人民问责权作为问责循环系统的枢纽才能日趋牢固。     

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

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是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即问责愈严,避责倾向愈趋严重,但问责和避责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将避责分为三类,即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并对三类避责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基于869名公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问责和避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监督和惩罚为特征的“控制型问责”对这三类避责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控制型问责虽然可以遏制回避责任这类直接忽视和敷衍责任的行为,但助长了异化责任这类更加隐蔽的避责行为。因此,要解决避责问题,不能一味关注问责力度,关键在于针对避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计合理的问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有效激发官员责任意识。     

人大问责:现实反思与制度建构

在我同的官员问责体系中,人大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虽然具有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优势.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人大问责的认知误区;制度安排的缺乏、偏差;问责文化的相对滞后等.要促进我国人大问责,就必须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强化人大异体问责功能;制定人大问责法规,完善人大问责机制;营造人大问责氛围,推进人大问责行为.     

容错机制典型案例:功能、问题及机制构建

容错机制典型案例具有基础功能、法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然而,分析各地推出的典型案例后发现,有的典型案例在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程序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发挥类案参照、析理引路的作用,背离各地收集并推出典型案例的初衷。当前,应从供需机制、收集机制、书写机制以及参照机制四个方面构建典型案例的推出机制,形成容错机制典型案例示范、指引及参照的长效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社会问责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对称的矛盾加剧: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生态指数递减;工业集成化发展,污染状况严重;政府管控经济热,管控环境冷。政府环境刚性治理严重缺失:行政问责缺乏力度、法律问责亟待规范和职务问责梗阻多。完善政府环境治理社会问责的机理和对策在于:严格规范问责主体、合理设计问责内容、改革创新问责方式和着力寻求问责效果。     

责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精准问责实现机制

精准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和问责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责任政治理论视角看,责任是精准问责的突破口,大数据时代为精准问责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责任政治理念和大数据技术提出的促进精准问责实现的责联网模型,它包括风险知识层、责任设计层、责任管理层、责任文化层等四个层级。文章从关键要素和主要机制两个维度介绍了责联网在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的实践应用,同时对责联网赋能精准问责的技术治理问题进行了反思。责联网为实现精准问责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技术路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责任管理体系可以形成对责任的动态与量化管理,有助于解决精准问责的责任认定与追究等难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新时代党内问责的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党内问责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它是党内民主的逻辑使然、权责一致原则在责任政党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和改善当前政治生态的现实所需。党内问责的实现依赖于一整套制度架构和配套措施,当前应该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和问责的具体程序等制度,构建党内问责制是前提,如何将党内问责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运转起来,关键要重点突破几个方面: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关注党内问责的链带性、分清不同责任的承担方式和积极推进党务公开透明等。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问题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

继2003年＂问责风暴＂之后,随着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在中国掀起新一轮＂问责风暴＂。虽然迈出了问责制度化的重要一步,但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仍需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其普遍存在四种现实困境：重＂自上而下＂,轻＂自下而上＂;重＂火线问责＂,轻制度问责;重问责行动、结果,轻问责理念、过程;重＂轻＂责任,轻＂重＂责任。解决其现实困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理念先行是前提,绩效问责是突破口,官员复出机制是重要环节,统一立法是关键。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供给

随着跨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兴起,地方政府间的开放和合作趋势不断深入,但由于制度惯性、市场竞争、资源稀缺等原因,府际间的合作治理出现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克服区域发展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效应,以合作治理的形式提供优质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地方政府间应构建新型的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增强跨区域合作的动力,以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的合作治理。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实践困境、内在张力与优化路径

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是推进信访法治化的重要制度理念。但在实践中,依法分类的界限和标准的模糊性、法治体系与群众生活诉求的非对称性以及基层领导干部较弱的依法治理能力都制约着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制度理念的实现。而信访工作机构的科层化运作与群众信访诉求的平面化生成之间的矛盾、法治系统与群众日常生活诉求之间的矛盾则深刻揭示了依法分类治理面临的实践困境。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本质上反映了信访工作中政治与行政的内在张力,缓和这种内在张力,需要结合基层信访工作实践创新工作机制。优化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工作实践,可在党政体制基础上建立信访诉求化解的联席会议制度,并立足于信访的社会治理功能定位,采用先调后导的工作模式,逐步吸纳法律精英人士参与到依法分类治理实践,进而有效实现依法分类治理信访诉求的制度理念。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其实践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人大作用不能很好发挥、问责启动事由过多,对重大事件的事后追究、规范化程度不高以及问责过程中存在偏差等诸多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权力结构、党政关系、行政管理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及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问责制度应该以理顺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加快问责体系建设为根本,推进问责实践深入实施。     

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的困境 1．外部问责缺位。问责是因授权而产生的。授权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均授权，即外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问责；二是政府对官员、上级对下级的授权，即内部授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内部问责。所谓内部问责，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