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公共政策议程合理设置的机制构建——基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问题为客体,通过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体现为平等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对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问题的剖析,对于构建其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的"邻避冲突"案例,使用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议程设置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与核能开发有关的"邻避冲突"大多源自原有核能政策的垄断。民间群体想要打破政府对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必须经历核能政策垄断与"混合式"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发起与新议程形象的建立,议程议定场所的选择与管辖权的争夺,议程的扩张与政策垄断的破坏,及"机会之窗"与"焦点触发",最终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清晰地呈现给政策的制定者。案例表明,现实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还存在诸多障碍:即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来自公众方面的阻碍主要是其在参与和主导议程设置的能力上存在缺憾,来自大众媒体方面的阻碍主要是他们对议程话语权的操作和过度的风险放大。优化议程设置的可能性路径是:加强议程开启和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议程设定场所之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培育公众在政策参与方面的能力。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由于媒体具有覆盖面广、信息容量大和传播迅速的特点,一个社会问题一旦经过媒体的放大很快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而就能对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媒体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影响力也受到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制约。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要协调和处理好媒体与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关系。     

隐蔽议程问题的理论与启示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评价公共政策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公共政策只有经过它们检验，才能真正体现公共精神与实现公共目的。隐蔽议程中的政策制定却受私利集团的操纵，从而发生了“目标置换”，危及了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于政治的稳定。这一问题必须要通过增强政治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与开放程度来加以解决。该研究对于中国建立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论新闻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

媒体议程设置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方式之一,新闻媒体首先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同时也容易利用大众对它作为一个社会公共机构的信任搞虚假新闻。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闻媒体议程设置作用力不断增强。因此,正确处理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政策议程的优化迫切并且必要。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路径优化

切实贯彻执行党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衡量地方政府执政效能的依据和前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顺利实施、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与公信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当前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中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执行体制封闭、执行者角色错位与越位、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失当、政治社会化机制缺失、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需要创新政治文化,转变政府执政理念,构建开放性的政策执行体制,完善干部管理与考评制度,优化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建立健全执行监督与制约机制,推动政策的有效实施与政策目标的实现。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     

论地方政府协商的法治化路径

在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政府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协商渠道。各地的政府协商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协商的定位、范围、程序机制均亟待完善。具体而言,要注重在双轨制的宪法结构中去界定地方政府协商,凸显地方政府协商的民主价值;探索制定协商目录,厘定地方政府协商的范围,避免地方政府协商活动的随意性;完善议题设置、决策咨询、意见反馈机制,构建地方政府协商的法定程序。     

论公共政策执行协商

以往论及政策协商,多指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协商,较少论及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其实,不仅公共政策制定时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也需要协商。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是协商民主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运用。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引导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调适政策执行人员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执行协商需要界定协商的主体、客体及协商的形式等构成因素。推进公共政策执行协商有序开展和常态化,必须规范执行协商范围,构建执行协商程序制度,明确执行协商主体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行协商方式、拓宽协商渠道,构建公民协商意见整合机制。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问题界定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问题界定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实现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回归,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问题界定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政策制定研究——以"重庆出租车事件"为例

从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视角,从公共政策问题出发,"重庆出租车事件"可以作为有意义的例证.通过对重庆出租车行业政策制定系统三要素的分析,特别是对政府、出租车运营公司、出租车司机和市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的探讨,构建了出租车行业政策制定的协商对话模式,各政策主体通过协商对话的民主形式平等参与政策制定,以此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从问题认定和整合、进入政策议程到形成政策方案,是一个生动的过程。这个政策形成机制,与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相区别,实际上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领导人的认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