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从自治到共治的变迁轨迹,即,经过村民自治—乡政村治—乡村共治过程。目前,乡村治理改革仍面临多元主体参与不够,内容亟待进一步明确规范,体制机制需要不断创新等现实困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展望未来,乡村共治需要重构乡村多元共治新格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宏图早日实现。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大数据技术优化政治生态发展路径研究

大数据技术及其广泛的应用正在重塑各领域的运行规则和发展方式,也为净化政治生态系统环境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实践路径。厘清中国政治生态的系统发展逻辑,分析政治生态系统紊乱造成的腐败状况,以探究作为理性工具的大数据技术在保障政治生态环境过程中实现公共诉求和修复制度功能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数据质量和覆盖范畴、培养政府分析数据能力、扩大数据开放及使用范围是进一步推进大数据在维护清廉政治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策略,以形成新的价值思考方式和清廉的政治生态环境,保障廉洁公共产品更科学的有效供给,维护政治体系和权力体系的运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治理: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突出强调了制度在治理中的根本性地位。制度治理是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这是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必然逻辑。制度不够完善会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出现问题,表现为潜规则、腐败、政治生活形式化、选人用人风气不正等。因此,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和优化制度来落实党内政治生态价值系统指向、增加党内政治生态动力系统强度、加大党内政治生态保障系统力度,把制度优势转化成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效能,实现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样态与形塑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认知与分歧并存的乡村政治认知、忠诚与疏离共生的乡村政治情感、延续与分化并行的乡村政治价值观,构成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样态,具体表现为留守者政治亚文化、边缘人政治亚文化、村治精英政治亚文化三种亚文化的融合共生。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制度供给缺位与媒体传播错位,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主要障碍。进一步推进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可行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社会治理内涵、目标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功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使得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省南仲都村乐和家园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为例,对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探索和反思,总结出了改善"乡政村治"下的村委会与乡政府矛盾;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村精英和农村社会组织;挖掘人的潜能,提升"农民自在";合理定位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角色四点做法。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新型乡村软治理的逻辑理路、再造困境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乡村软治理是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基层治理转型进一步深化的模式选择。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软治理可以以隐蔽的形式使政府的治理方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柔性疏导、协商民主、文化挖掘、乡贤治理等多种社会微领域的机制创新,依靠共同体的威信、信誉和舆论加以保障,改进乡村治理。乡村软治理自古有之,但随着乡土社会的变迁,基于历史—治理—文化视角,软治理正面临内外资源分化割裂、协商治理迟缓乏力、乡土文化衰败断层的再造困境。新型乡村治理的实践优化应从加强治理主体治道变革、创新“三治”融合机制、重建乡村文化体系三个方面实施,实现软权、软法、软术之治,以期实现村社善治。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矿村自治:现实困境、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

矿村自治是为实现矿村村民民主诉求,促进矿村民主建设所实施的民主政治制度。这种独特的基层社区自治形式因矿村利益矛盾的尖锐化和多种社会力量的利益博弈面临着诸多挑战:行政制度侵权"草根民主",传统家族"绑架"矿村自治和人口流动冲击民主管理。为走出矿村的困境,我们需要坚持依法治村,深化行政放权,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社会监督。     

党内政治生态与党内政治生活的治理要义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做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和现实决策。当前,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和治理党内政治生态,既需要理想信念"筑魂"、补足精神之"钙",也需要关权入笼"筑城",同时也需要夯实"两个责任",激浊扬清、惩防并举、固本培元、凝心聚魂,通过不懈努力以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政治生态环境。     

新时代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科学路径

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党中央科学施策、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着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强化党内法规制度的实效性与实用性,坚持价值引领与制度导向的有机结合,实现制度硬约束与文化软约束的有机统一。     

全球生态治理的政治引导与实践

在现有的普遍利益和权力结构下,全球生态治理不可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一次性全部建成。需要将生态治理重新阐释为一个持续性的政治进程,在国家之间建立信任,获得全球视野与世界胸襟,解决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所出现的认知冲突、伦理冲突、利益冲突、责任冲突,为全面解决生态问题搭建全球政治共识桥梁,并以原则政治原则、生境政治原则、责任政治原则为根本准则和价值导向,探讨气候权力规范,构建社会公正与气候资源平等分配的全球框架,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何以得到恢复"和"人类何以实现自救"铺平广阔的政治道路。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及其创新指向

我国的乡村治理状况不仅关系着广大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而且维系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整体发展,创新乡村治理体制对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在回顾历史与分析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合治"体制的学理构想并展望了此体制的构建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政治指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政治指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彰显了在生态问题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鲜明政治品格和政治站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政治指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揭示生态环境是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民生问题。既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又将生态理念纳入党的执政理念,还以高度政治自觉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二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指明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是重大政治任务。当前生态政治已经凸显出了人民的环境权益,保障人民的环境权益就要以实际行动来讲政治,在保证人民享受环境权益中促进政治发展。三是以严肃的政治态度阐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是重大政治纪律。具体要求是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当作重大政治纪律,将生态文明体现为生态政治制度文明,从讲政治纪律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四是以宽广的政治视野提出加强全球生态合作治理是重大国际政治义务。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的,它把携手共建地球美好家园作为国际政治义务。以上内容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政治指向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意识、政治使命、政治担当、政治智慧。     

政治资源视角下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乏力,其实质是面临政治资源困境,主要表现在政治文化资源贫乏、制度性资源不足、动力性资源匮乏、社会性资源薄弱等方面。究其原因,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政治生态变革下的一些因素造成了复杂的社会矛盾。立足现实,必须通过重构、整合等多重路径,为乡村民主政治健康发展集聚起有效的政治资源。     

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转向

生存政治、生活政治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不同阶段。生存政治阶段的主题是满足基本生存,生活政治阶段的主题是追寻多元的生活方式与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用生存政治、生活政治概念考察我国乡村社会变迁,发现当下乡村正处于从生存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过渡期。从日常生活视阈来看,我国在传统农业社会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农业起步阶段,都维持着一种生存政治的状态,相应的治理也以维持生存为导向。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才使农民基本摆脱生存政治状态并开始向生活政治状态过渡。转向生活政治的乡村治理应该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供多元的社会参与方式、生活方式选择,促使治理方式由宏观的事本主义向微观的、以服务为主的人本主义转型,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提供更多价值观念、情感链接以及自我实现方面的选择。     

优化地方政治生态的探析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者,喜欢用政治生态来表述他们的治理理念和政治诉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认同。其所谓的“政治生态”,指的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和作风问题,是廉政、勤政、善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