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后的行政担保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政府治理工具,是由强制行政向给付行政过渡的体现,其实质是公私协力实现公共福利的公法行为。行政担保责任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消费者所负的国家间接给付义务,是公私协力的起点。为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后应承担如下行政担保责任:挑选合格的服务提供者;给付不中断的监督义务;人权保障义务与国家赔偿责任;最后履行责任。并通过管制、规制、协商和评估等方式实现。     

代际和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基于“80后”与“80前”的比较

本文以北京奥运会为问卷调查背景,考察了"80后"和"80前"在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的差异以及代际对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80后"在公私观念、公共参与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代际在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     

关于“私域意识”的历史演变

私域是一个与公共领域相对或互补的概念,指的是一种可以拒绝政府和其他外部力量干扰的行动空间。根据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不同认知,大致可将"私域"观念的形成过程分为唤醒、抗争、巩固、转换四个阶段。     

公私法划分对当代法治的影响

公私法划分在西方经历了公和私的观念、早期罗马法的公私法划分、近代公私法的分野和现当代公私法划分理论的变迁等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公私法划分理论对当代法治建设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 ,但就整体而言 ,公私法划分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建构——科学的利益机制视角

价值认同是人们通过实践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种价值的一致认可和同意.价值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从知、情、意、念到行的意识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过程.对于以科学的利益机制建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社会实践回答了"是否可能",理论逻辑证明了"何以可能".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实现条件.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是具有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功能的实践场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规训是公共空间中的一种规劝、告诫、矫正活动,具有现实的教育合理性,能够建构一种主客体双向对象化的效应场,实现有效的主体规训。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公共空间规训的本质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一种实体化形式,是对民众意识和观念的"主流化"形塑、对反主流的意识形态的钳制、对民众主流意识形态的"场化",是人们朝着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目标不断靠近的精神运动过程,形成的主要机制包括同化—顺应机制、强制—服从机制、越轨—惩罚机制,实现的基本理路包括规训技术的施用、规范的期待与强化、规训资源的调配、规训与教化的统合。     

孔子的公私观研究

"公"和"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处于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过程中。私在逐渐盛行,开始渗透进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对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看待公和私,这决定着怎样处理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先秦儒家的尚公思想,奠定了中国几千年公私观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依据。孔子的公私观是儒家公私思想的核心,对于当今社会我们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解决个性与群性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公和私这两个重要概念。     

现代农业视野下的新型农民培育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农业,最终所要求的是农民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需要大量的有现代化视野和素质的农民来实现和支撑,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为此,整个中国社会需要确立"农民教育"和"教育农民"的意识,从中提升农民的职业观念、经营素质,培育起他们"终身学习"、"知识致富"、"现代生产"、"全球竞争"等理念,进而实现中国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一种转变。     

手机短信与中学生"私域"的生成--某市中学生手机短信的文本分析

本文从日常生活背景和"场域"理论入手,根据调查收集上来的短信记录为基础,探讨手机短信在中学生建构和扩大"私域"中的作用.并且通过三份中学生短信记录的内容、用语等方面的文本分析,认为手机短信以自身独有的功能为中学生"私域"建构或扩大提供了可能.     

新乡土社会价值困惑与公共领域矛盾化解的价值向度

在传统乡土社会向新乡土社会变迁过程中,关系理性与交易理性的并存催生了公私、情理中的诸多价值困惑。新乡土社会的公共价值追求需要与法治相契合,需要融合现代市场经济所必备的效率意识和创新精神,进而实现由以物为本、以少数人利益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因此,我们以公正与效率的黄金分割、法治与新型人治的融合、以人为本作为农村公共领域矛盾化解的价值向度,从引领新乡土社会价值系、和谐和公共理性视角探询其对新乡土社会价值困惑超越的可行性。     

要重视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

在金融安全的法律制度设计中，要重视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以弥补公共权力监管的不足。要让存款人从银行可以破产的观念基础上树立起风险意识，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经营管理，这是通过私权力的监督来弥补公权力监管之不足的有效方式。     

行政执法裁量腐败的治理路向转换

对行政执法裁量腐败进行传统治理的国家主义治理模式具有天然的动力不足。应该在分析相关原因的基础上,实现治理路向的全面转换。在总体思路上,由国家内部治理向外部转换;在治理路径上,从外在的制度挤压型向内在的公共伦理人格构建转变;在控权观念上,由国家权力控制向社会权力控制转变;在控权手段上,由硬法为主向软硬法结合模式转换。     

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农民经济互助的中国方略

中国农民经济互助实践的组织纽带,由传统情感联结基础上形成的血缘、地缘、业缘共同体逐渐向现代利益关联基础上催生的抽象共同体拓展。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是农民经济互助得以彰显中国底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中国方略,在新时代具有特殊重要性、组织功能性和底色独特性。以村企共建联合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项目制精准扶贫为例,通过对其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特征的比较分析发现,情理与法理融合下的公私协力是农民经济互助新型组织模式的完善方向。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诉求在于推进弱者受助、增进互信水平和培育互助精神。     

进退之间:罗尔斯政治正义观念的证成与反思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一次逻辑转换,即用"政治正义"替代了先前的"伦理正义"。这种逻辑转换到底是理论发展还是理论退却,曾在政治哲学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对罗尔斯正义理论若干核心理念的解读,探析了政治正义观念的道德基础和政治意蕴,试图证明罗尔斯伦理正义观念与政治正义观念之间的逻辑连续性与价值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公私观与中国改革

公和私是表达事实存在的中性名词.公和私的关系有差异、对立、统一、合一等多种形态.把公私与善恶分别对应联系起来是仅限于公私截然对立时才成立.私是个人的社会存在和认识局限所必有,它可以成为社会发展之公的动力,而大公无私是对私的升华和超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把握公和私在差异中的统一是现代社会的特点,科学的公私观则是解读中国改革的钥匙.     

论我国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

让失地农民的生计可持续,是我国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目标。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城镇化的就业吸纳乏力、失地农民非农就业的竞争力不强、"后发劣势"以及人多地少、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目前失地农民生计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应以建构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为基础,以实现失地农民的生产性就业为核心,以引导和帮助农民积累资产为补充。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及启示

新加坡国家认同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混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的新加坡共同体构建。回溯历史,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范式经历了由"制度"到"文化"的转变,国家认同动力机制经历了由"外生"向"内生"的转换,国家认同理念也经历了由"共存"到"一体"的嬗变。新加坡国家认同正是在这种与时俱进、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民统合。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演进启示我们:应以文化为根本、以公民教育为动力、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方向来推动我国的国家认同构建。     

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及其当代启示

在"公共性"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核心议题的背景下,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历史进路与理论逻辑转换中提炼出公共性范式变革的维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马克思在公共性基本范式上的变革包括:在公共性内涵上,实现从理性公共性、自然公共性到社会公共性的转换;在公共性历程上,实现从思辨历程到现实历程的转换;在公共性载体上,实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换;在公共性动力上,实现从神学动力、理性动力、自然动力到生产动力的转换;在公共性标准上,实现从抽象标准到现实标准的转换。深刻把握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对于新时代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公共性建设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研究:基于“服务三角”模型的建构

随着农民工文化服务需求意识的提升以及需求结构的不断多样性、复杂性,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呈现出供给不足与低效、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权益的实现。如何为农民工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城市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实证调查,从我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暴露的问题出发,借用"服务三角"模型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提出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发挥供给理念、供给系统、人力财力资源等三大系统整合优势,同时健全运行维护机制,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与有效运行提供技术和制度上的保障。     

农村公共文化的“衰弱”与“滞后”——以甘肃省为例

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以甘肃为例,审视农村文化建设现状,不难发现,其存在着"公""私"文化发展不对称、公共文化总量短缺和结构失衡等问题。从体制层面来考察,主要原因是农村文化发展机制的"偏移"。为此,应当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和创新,逐步实现城乡文化的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