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城市的农民: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逐渐为城市权利所瓦解。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农村的集体耕作与农业生产启发了农民集体权利的形成,因此,在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移民过程中,农民进城体现为个体城市权利的实现,本质上却是集体城市权利的实现。为了维系城市的空间安全,城市政府通过积分落户等城市政策实现农民的个体权利,但是这一政策事实上形成农民精英的个体抽离,从而削弱了农民集体性权利的实现。     

合同制治理:城市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将越来越依靠合同推进.合同制治理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机遇:即合同制治理可以提升城市政府管理效率,合同制治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潜在社会收益.在合同制治理框架下我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即在合作方式选择阶段的效率与公共性的考量,在合同设计、谈判阶段的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完全,在合同执行、监管阶段的政治风险与法律责任等问题.因此,加强城市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建设重在:确保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设立独立的合同执行与监管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维护合作双方利益.     

权利的断裂与修复——基于治理发展的视角

作为现代社会贯穿始终的核心环节,权利的断裂与修复伴随着政治发展的全部过程。从财产权到自由权,从雅典的国家本位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权利日益具备了国家、个体到社会的多重转型的内容。国家主义时期伴随着国家与个体的权利一致;在市场体系建立之后,则体现为个体权利对于国家整体的否定。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之后,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耦合又成为公共治理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承认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前提,并吻合了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国家、社会乃至市场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因此成为自由政治实现的途径。     

桑德尔:权利与善

如何看待权利与善的关系,这是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罗尔斯作为当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主张“权利优先于善”,并且为此提出了两种论证.桑德尔反对“权利优先于善”:针对权利优先性的义务论证明,他提出了权利优先性的批判,并阐述了自己的社群主义观点;针对权利优先性的政治自由主义证明,他又对权利优先性进行了再批判,并且修正了自己的社群主义观点.     

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当下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城市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凸显等严峻挑战,城市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革,是城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构性转变,是城市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转型。通过转变城市治理模式实现城市转型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包容性城市治理强调城市发展"以人为本"、注重城市均衡发展、强调对多元化、异质性的包容、突出城市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共享"。以包容性城市治理推动城市转型,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病",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还有助于中国城市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化挑战。     

空间与权利:城市文化的双重变奏及现实选择

城市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表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映射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权利变迁的逻辑主线,构成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介质.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权利是人们享有、参与创造城市文化空间的主体资格、素质与能力.西方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逻辑诱发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城市正义,约束人的发展,应该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应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关怀,将直面城市文化正义问题、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促进城市文化空间共享作为现实选择.     

城市生态正义:理论张力与治理选择

城市生态正义,是建构城市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城市生态正义要求城市社会不同主体既平等地享有、利用生态资源,也公平地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城市价值异化、城市权力失衡、市场逻辑至上,是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强化政府针对城市生态治理的规范引导力,提升市场主体针对城市生态问题的自我控制力,增进民众针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参与通达力,是建构城市生态正义的重要途径。     

被计算的权利：数字城市的新贫困及其治理

从工业化到数字化,中国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开始直面工业革命的多重转向。数字城市是指城市的可计算性,在城市治理中,数字化转型包括信息适应型治理、数据应用型治理与算法引领型治理等三个阶段的内容。由于贫困的相对性,任何剥夺能力与权利的治理都有可能使城市居民陷入贫困。数字城市反贫困要畅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技术通道,降低城市生活的数字门槛,分享城市数据红利;从城市权利的角度,基于计算的治理需要拓展城市权利的获得路径,防范城市数字化转型对于权利的计算,从信息均衡、数据共享到差异共存等三个方面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     

论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融合与发展

制度环境的缺失,使企业社会责任形同虚设.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需要内外部机制的约束.良好的公司治理氛围从内部机制促进企业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外部的法律约束可以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内容与其实际履行不符的普遍现状,基于公司治理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CSR)和法律机制及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发展新趋势理清思路.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中的信访治理:演变、矛盾与发展

信访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并在国家治理模式变迁中演变。在计划经济时期信访治理主要扮演动员民众参与运动式治理以及通过权益救济疗治其创伤的矛盾性角色,无法始终将监督和优化国家治理落实为核心功能。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和部分公共治理行为产生诸多利益矛盾,并成为信访的重要诱因,而科层体系由于角色、目标和监督问责的局限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导致信访治理超载并陷入维护群众信访权利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中。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政治性治理、法律治理和行政性治理不断完善和加强,加之信访治理自身改革创新,从而在源头控制公共权力以减少权益救济型信访的发生,在末端使权益救济方式多元化和信访治理能力提升,这些为信访治理发展及其矛盾解决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等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     

参与式治理: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治理转型研究

城市化进程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深刻的影响着人类发展,而与之相伴生的城市治理地位也显得愈发重要。随着城市化即将进入后城市化时代,我国传统的行政主导式的城市治理已经不能满足新趋势的需要,这使得城市治理的路径创新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立足于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参与式治理理论,并借鉴国外城市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的城市治理转型研究进行了探讨。     

智慧城市新趋势:全面融合时代来临

“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怎么建?随着部分省市“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陆续发布,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晰. 经过前些年的发展,如今智慧城市建设开始进入深水区.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一场关于城市的升级换代已经悄然发生——这是一次跨部门、跨行业的技术、应用、体验的全面融合,让城市居民更深切地感受到办事、...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创新逻辑与制度类型学

清单制已经成为我国公共治理中一种常规化的治理工具,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领域,对社会治理领域清单制的关注情境主要在农村,鲜有文献考察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制。研究表明,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为清单制的介入提供了制度空间,清单对于解决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部门与条块协同、社区减负和有效公共服务供给等均具有契合性。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清单在制度内容方面具有功能边界和功能目标的差异,在制度功能上则具有公平与效率的差异。因此,可以将制度内容与制度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对清单进行类型学框架建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清单具有治理清晰化的功能诉求,但也存在有限覆盖性和简化治理复杂性等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