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人民一词是当代政治学和哲学中最难理解、意义最含混的词汇之一。曾经人民代表着一种带有强制正确性的宏大话语,而人民一词的话语霸权在后现代主义和哈特、奈格里那里遭到解构,他们用异质性的、独特性的、松散的诸众概念来取代人民。但是在哈特、奈格里的新书《宣言》中放弃了诸众的表达,而采用了平民(commoner)的表达。而平民一词,可以追溯到罗马建城时期的贵宗和平民之分,贵宗和平民之分又进一步涉及到作为政治总体的大写人民和被政治体所排斥的小写人民之分,他们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包含性排斥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包含性排斥,导致由其组成的利维坦式的共同体总会存在着一个与之对抗的由赤裸生命合体而成的比蒙,而利维坦和比蒙的关系总是处于内战之中。而以巴迪欧、阿甘本、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人民话语,面向了真实的太一的未来国度,在那个国度里,利维坦和比蒙同归于尽,而代表未来国度,以及现有国家消亡的新人民可以真正在自由的篝火旁共享大同世界。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本土化构建的难点及路径研究

每一个学科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通过概念陈述、范畴界定、命题判断、主题选择等方式,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起了自我容纳和精细固定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以管理主义的话语对象、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宏大叙事的概念阐释、对策研究的主题等话语形式呈现出来。在国际话语体系的理论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的现实挑战下,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迫在眉睫。语境的开放性与复杂性为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设置了障碍,因此需要实现现代治国实践与传统思想的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结合,从而促进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儒家政治思想观念的一个分疏

儒家强调“治人”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乃至整个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往往被说成或概括为“人治”或“人治主义”,而所谓的“人治”或“人治主义”又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上被使用的,一种含义是指“贤人政治”,另一种含义是指“个人的无法统治”。依作者之见,这一说法或概括具有许多的含混之处,甚至使儒家背负上了一种主张“个人的无法统治”意义上的“人治”的污名。本文的主旨即在正本清源,而为儒家的政治哲学理念和主张辩诬正名,认为应以“人本”或“人本主义”来概括和描述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以便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     

从话语视角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是一场话语革命。从话语视角看,西方传统哲学历史是形而上学话语的发生史,马克思的哲学话语革命就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根本性颠覆和改造。从话语逻辑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话语的思辨逻辑转变为现实逻辑;从核心范畴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话语中的知性范畴转变为生活范畴;从话语受众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的小众话语转变为大众话语;从话语功能看,马克思将西方传统哲学解释世界的话语转变为改造世界的话语。     

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的话语机制分析：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为了揭示出特定主体干预人们理解世界方式的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范型——话语机制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理论与政治哲学交融后的新领域,话语机制分析继承了“不确定思维”的理解方向,同时形成了肯定性的解释判断与批判性的证伪相结合的分析向度,其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而非语言规则游戏,特别关注话语运作程序。由此,话语机制分析具有了整体性、交互性、目的性、反思性等特征,使之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福柯的话语控制理论、批判话语分析和深度解释学相区别,成为揭示话语意义研究中常用的分析范型。     

“回到马克思”与哲学诠释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加强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直接研究成为学界共识。哲学诠释学对读者地位、文本意义及解读的历史性的新见解,为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引发了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等问题。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尊重文本自身意义的前提下,联系文本产生的语境准确把握文本的本来之义,并且与当代实践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四维审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必然要求。话语体系是由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受众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系统,其构建应坚持系统观念,从多方面整体推进。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这一重要话语主体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三者关系,不断丰富话语内容。要统筹利用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重视话语载体的打造。要强化受众意识,通过话语转换使哲学社会科学更接地气、更贴近受众思维习惯。与此同时,应注意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耦合,使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受众在相互作用中产生整体效应,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影响力。     

“最低限度的法治”不足为治——对法家法治思想的价值评估与反思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类似于西方的形式法治思想,可以称之为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希望能从中探寻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使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然而,将法家的法治思想类比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法治,不仅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误读,而且忽视了法家法治思想中导致极权的思想因子。法家思想遏制社会自治的发展,忽视家族伦常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其中的法治主张并非没有价值因素,但隐藏在其形式主义法治主张背后的是国家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预设。因此,忽视社会自治与道德价值的法家式法治并不是能带来良善的社会治理方式。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从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重视对社会自治力的培育,尊重市场和社会的自我发展规律。     

浅析法治中国视域下的法治文化问题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法治文化的构建成为影响法治现代化的重要因子,因此,从法治文化的概念入手,深刻分析法治文化所面临的社会法治文化基础,认识法治中国视域下构建法治文化必要性,对不断推进改革事业和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长远意义。     

何为法治社会——关于法治社会的几个问题

法治社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但是人们对于法治社会的认识并不统一。有法律不一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应有三项核心内容:法治社会首先表现为契约社会,法治社会的基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的关键是司法公正。     

走向法治的光荣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对法治问题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的历届党代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法治问题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要素,对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断的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现出党中央对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决心。回顾这一段光荣历程,分析、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今后的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中国——党对法治建设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正>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而在2013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指示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部署,并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确立,到"建设法治中国"新目标的提出,是我们党对法治建设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及其与法治的契合

科学发展观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同时，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又离不开必要的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正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法治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了空间和着力点。     

构建中国历史哲学话语体系的尝试——评《原始历史意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李杰教授所著的《原始历史意识》利用云南13个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创世神话,从原始历史意识的内涵、认知方式、形成机制与表现、内容构成、认知价值等方面,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历史哲学。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建构了原始历史意识理论体系,有益于历史意识研究的深入;二是从原始文明的角度关注了认同问题,有助于认同理论研究领域的扩展,从而为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提供参照。     

法律视野中的全球化问题探析--兼论全球化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原始的全球化起源于经济,但是到了古典全球化阶段则是在法律的视野中推进的,而且越往后发展,法律对全球化的主导作用就越强.全球化正在重塑着人类的文明,不同法律体系将得到前所未有的交流与融合,一个法律多元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全球化浪潮中将得到新的洗礼,但这需要我们主动参与,从诸多方面构筑一道新型的本土化的法制之墙,保障我们更好地参与全球化.     

现代性图景中风险话语的哲学反思

颇为流行的风险社会概念并不属于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形态概念序列,而是一个描述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社会张力及其可能导致危害和损失的社会状态概念,其合理性和独特意义在于对当代风险问题的理论审视开辟了现代性反思的新维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险研究应该从实践的角度、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以及社会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具体展开来把握。现代性的制度之维和文化与价值维度都与现代风险有内在关联,为我们探究现代风险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     

从公众话语走向政策话语:一项政策问题建构的话语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实证主义逐渐兴起并演化成为一种潮流。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所不同,后实证主义将价值多元和建构主义引入自己的视域。在这种背景下,话语模式也从以前的"实在论"转向"建构论",它要求人们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去感受、认知、体验和创建世界。在"建构论"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建构与传统的科学理性主义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创设有所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话语建构过程,因此成为一项理解政策问题建构的新路径。那么,现实世界中公众话语是如何建构成为政策话语的?我们寻访了四个方面的理论线索:存在一个话语能量场、公众话语的演进过程、形成话语联盟以及话语自身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初步勾勒出政策问题话语建构的分析框架。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针对法治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构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执政理念、法治价值、法治目标、法治布局、法治道路等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