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阜阳乡村治理的路径探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阜阳是传统农业大市,能否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把乡村治理得和谐有序、充满活力,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键所在。因此,要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明晰阜阳乡村有效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组织逻辑与实践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其中的关键在于党对“三农”政策的全面领导。这一举措的具体路径可以被理解为以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整体性发展跃升,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在农村发展层面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建设领域的题中之义。现代文明建构中国路径的组织逻辑和党领导农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振兴是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即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队伍体系和机制体系建设。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机制在于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建构具有整合性、能动性和规范性的中国特色现代农村组织形态,从而推进乡村振兴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定型中国特色现代农村形态。     

“外源内生”：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有赖于产业发展、物质支持等要素提供充足而持久的动力,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这一本源和主体,依托于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达成。当前,乡村人才振兴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最重要的因素。为此,要突破单向思维,从内与外、表与里、虚与实等辩证统一的角度,实现以农民主体性为依托的内生机制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的外源机制的有机融合,并从主体、结构、动力、能力、环境等多维度入手,探寻乡村人才振兴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路径。     

基层人才服务平台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研究

乡村人才匮乏、后备人才资源不足,是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懂农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人才参与建设。由于各类因素的限制,目前许多乡村振兴政策和举措多以上级政府牵头,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存在无法因地制宜、可操作性差的缺陷。文章旨在通过研究如何全面激活乡村基层人才服务平台的作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第一生产力,形成“人才+产业”的创新创业孵化综合平台,全面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论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大意义、基本经验和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就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发挥好其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好农村的各种组织及各项工作。本文基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分析探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大意义及未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径选择等问题,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基础,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治理的制度构建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促进乡村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由于文化具有基础性、指引性功用,其对乡村民众精神价值的塑造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文化治理也就成了乡村振兴得以实现的一种基本方式。具体而言,乡村文化治理就是政府立足文化的视角,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激活文化塑魂育人功效,更好地发挥文化的正向激励作用。强调人民中心地位,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为了达致乡村民众文化福利供给、乡村文化精神塑造的目标,乡村文化治理的制度构建起着根本性、全局性、权威性、稳定性与持久性的作用。因此,阐发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价值意蕴,直面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现实挑战,明晰乡村文化治理制度供给与制度构建的主要向度,必将为乡村振兴的实现与乡村善治的确立提供文化的柔性之力。     

逻辑相对主义:经验研究与哲学基础探析

逻辑相对主义是指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但同样正确的逻辑推理规则.人类学与心理学关于不同民族的逻辑思维方式的研究构成了对逻辑相对主义的经验探索;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以及逻辑的可修正性研究构成了逻辑相对主义的哲学基础.但逻辑相对主义问题需要得到重新的审视:逻辑的研究对象、应用范围与研究方法等.     

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浅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改革,应该从拓宽投入渠道入手,完善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切实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只有真正解决了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农村教育才可能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调适与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政治逻辑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层堡垒,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关乎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乎到党的生死存亡。在中国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下,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崇高的政治使命。从现实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面临着农村社会发展的碎片化、农村党员群众的分散化、农村社会利益结构调整这样的内外部环境,这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生存空间的萎缩化、基层群众工作的复杂化和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弱化。应从强化组织意识、优化组织结构、建强组织队伍、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提升组织力,确保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堡垒作用的发挥。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特点与突出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提到了战略高度,在重视城乡融合的基础上推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除吸引优秀人才返乡创业、返乡就业外,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调动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中国长期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使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留守人口相对减少相辅相成。农村留守妇女在总体数量上已经大大减少,留守地也从农村转向乡镇乃至县城。概言之,现阶段的农村留守妇女是经过长期市场和政策筛选后的剩余群体,她们面临着更为沉重的照料负担、更为严峻的婚姻危机和更难启齿的疾病困扰。农村留守妇女的这些新特点和突出问题需要得到政府更有的放矢的关注和干预,使她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重庆市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实践路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021年7月,黔江区被重庆市委、市政府确定为全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先行示范类区县,要求力争到2030年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形成示范效应。一、黔江区着力打造重庆市乡村振兴先行示范的机遇2021—2025年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为黔江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跨越性发展新征程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析

我国长期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体制,造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本文以城乡统筹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视角,从农村最急切需要的方面入手,分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以数据说明了目前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差距,并在对出现这种差距的原因和弊端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农村公共服务的组织基础、构建农民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对策,力求为城乡统筹规划的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