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

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人类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的那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方案。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建构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在对人的具体定义中,则引入了利益的因素,从而把人看作是自利的个体。为了使自利的个体在利益追求中不至于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威胁,就突出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问题。在人因为现实的要求而不得不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由规范所形塑出来的是一种协作行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协作行动最终被形塑成了精英治理模式,在民主的名义下以反民主的精英治理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所有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都正在丧失合理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但是,人的改变将会走过漫长的道路,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重心应优先放在规范的变革上,即实现从协作规范向合作规范的转变。     

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中)

三、公共管理的"德制"建设 与从"权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历史演进线索相对应,人类社会的制度演进也是一个从"权制"到"法制"再到"德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公共管理所拥有的制度体系在性质上是属于德制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类型.在农业社会,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制"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制"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制"建设.     

风险治理的责任政治逻辑

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有效规避与应对风险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蕴藏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体系的建构赋予风险治理的效能,即明确风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负责任的行动消弭风险滋生的土壤;在理解风险的多样性中寻求基本共识,将不同类型的"个体性责任"集结为治理风险的"整体性责任";将责任与风险链条中的各项环节相融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     

变革时代中的公共管理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代,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变革.社会的变革也需要治理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从2泄纪80年代以来,由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而迫使各国政府都进行行政改革,而且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后工业化所提出的是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要求,而公共管理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模式.     

技术、工厂与制度:在生产体系变革中看政府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成了工厂的兴起,而工厂则又将每一个人都镶嵌在其标准化、程序化以及等级化的控制体系之中,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在工厂中建构起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体系。当这一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也就在作为社会治理唯一主体的政府中嵌入了这种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时,管理型政府也就理所当然地将整个社会都置于它强大的控制体系之下。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兴起推动了从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向网络化生产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发出了变革政府模式及其社会治理方式的呼声,它要求一种超越管理型政府的全新的政府模式来承担起网络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活动。     

网络化治理的叙事重构、中国适用性及理论拓展

通过对以往治理叙事的修正和完善,网络化治理在限定适用性、建构主义定位、融合价值与工具两重性等方面完成自身的叙事重构,提升了理论建构的自洽性。基于"结构—行动—问题"的分析框架来看,网络化治理具有一定的中国适用性。辩证地看,由于没有将执政党作为独立变量提取出来以及建构"强国家—弱社会"的分析框架,网络化治理还存在基于中国治理情境的解释局限。党政主导型网络化治理是基于中国治理经验背景下对网络化治理进行的拓展性解释和理论建构,其中,"中心—耦合"型关系是党政主导型网络化治理的关系形态。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及其反思

道德教育、组织管理、意识形态控制、阶级斗争、法制规范,构成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工具体系的主要骨架,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国社会治理工具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寓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者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二是党政结构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产物;三是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这些特点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功与问题。在应用社会治理工具时,我们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不仅应当考虑党和政府的政治需要,而且应当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二是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治理的现实要求,而且应当考虑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三是不仅应当与基本国情相适应,而且应当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相适应;四是不仅应当重视它的"工具"的属性,而且应当重视它伦理的属性。     

社会治理建构的反思性阐释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然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却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在对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在理论上可以成立的可能性,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形式民主。而且,在一些国家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中,走上了专政之路。同时,政治与行政分化后的行政则是在技术主义和法治两条道路上加以建构的。从20世纪行政发展的情况看,虽然民主和法治是一个基本框架,但在行政集权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情况下,要求把民主程式引入行政过程的声音也出现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改革运动中,也做了诸多探索。但是,在这场全球性的改革经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后,社会治理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出现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危机事件频发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发现原因在于,没有根据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要求去建构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旦提出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问题,就会发现,应当以道德作为其出发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面向复杂治理场域的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及其整合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方式,公共行政实践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治理场域。在当前的公共行政领域中,到处充斥着决定论特征的机械机制,试图运用分割、隔离以及控制的管理方式来对治理场域进行类型化与模式化统治。作为对这种远离复杂治理场域的公共行政实践泛技术化的批判与超越,阐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公共行政叙事分别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及其意向性行动和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角度,试图揭示和建构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状况。这两种公共行政叙事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全钟燮提出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二者的整合,对探索后工业社会之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实践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便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中。在这一过程中,环式民主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在世纪之交形成了一个被人们命名为参与治理的民主新模式,但是,其具有"民主的不彻底性"。随之,有学者提出了公共治理,以此破解参与治理的困境,但其往往会衍生"利益狭窄化"的问题。无论是参与治理还是公共治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都无非是对近代以来民主名义下社会治理方案的补充和修缮,无法克服自身所带来的种种缺陷。为此,张康之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中,合作治理将取代工业社会的治理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并且,合作治理有助于克服上述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从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平等与自由。     

商谈式民主决策及其社会行动机制研究——以温岭民主恳谈为个案

为了对温岭民主恳谈进行整合的理论阐释,从社会行动及主体间关系的分析视角,阐释了商谈式民主决策的实证逻辑:以对话商谈社会行动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并在共生的社会行动机制中,建构商谈式民主决策公共行动的能量场(包括权力精英与社会公众间公共的对话商谈、网络化交往、开放积极的参与合作和平等互动等机制);商谈式民主决策的社会建构过程同时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生态建构过程。论文为温岭商谈式民主决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商谈式民主决策的理想型及其社会行动机制的理论阐释,为地方性社会民主治理提供了公共决策的社会建构路径。     

社会因素建构、共享价值与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的运作模式,在社会诉求和市场经济行为之间架起了一座共享的桥梁,以其显著的行动能力投身于社会问题治理的实践中,这是对经济嵌入社会理论的积极回应。嵌入理论有力地批判了长期以来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脱嵌"问题,为全面分析经济行动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协同关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只有打破传统的市场失灵论主导下的观念和文化图式的束缚,把经济行为归嵌于社会之中,创建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共享价值链条,在经济行动中有效地进行社会因素建构,才能使社会价值诉求在跨界经济行动中得到实现。在共享经济条件下,社会因素建构是关系性建构,包含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目标和经济手段的统一,是创新性开展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论合作治理的路径建构

在后工业社会多元主体共生共在的情况下,社会治理呼唤一种服务于合作的新路径。通过对传统的社会治理路径——权力、法律和管理的解构,可以厘清它们各自存在的局限性,从而为合作治理路径的建构指明方向:在中观的具体操作层面,应通过形塑一种蜂巢状的网络去终结权力集中引发的"肮脏的手"问题,用灵活弹性的自组织治理决策机制去跨越法律刚性带来的治理时滞问题,用"我在性"思维去弥合官僚管控导致的行政傲慢问题。对于宏观建构层面而言,合作治理的路径并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路径进行折中或杂糅,而应是以"他在性"思维和具象化的行政道德为载体、以开放性为特征、秉持行动主义的新形态社会治理供给模式。治理在"他在性"维度上的补全,将与"刚性""弹性""我在性"一同构成合作治理的多元化路径。     

金砖五国反腐败现状及对策比较

腐败是产生"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金砖五国"在向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由于政党建设不足、公共部门寻租、法治建设滞后、价值观念失范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腐败问题的严峻挑战,同时也都一直在因地制宜地探索创新反腐败制度和措施。在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应当立足党情国情,充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廉政治理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模式,以完善政党廉洁治理体系为核心,推动形成国家廉洁治理体系、社会廉洁治理体系,探索参与全球廉洁治理体系建设。     

在社会转型中启蒙后工业社会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次告别工业社会和开拓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运动。在此过程中,首先需要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思想运动去对后工业社会做出建设性的构想甚至规划。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是工业社会,它缔造了伟大的工业文明,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工业社会的创造物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这场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但是,这场启蒙工业社会的思想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转化为实践时,都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制度主义思维、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崇尚个体而压抑个性等,把人类领进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现在,需要通过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去加以纠正,努力去思考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方案,以及开辟一条能够平稳地通向后工业社会的道路,使后工业社会成为人的共生共在的生活场所。     

第三次启蒙(上)

人类社会曾经历过两次启蒙,一次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的古希腊时期,这是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另一次发生在18世纪,它是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一次新的启蒙,即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这将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启蒙。这将是一场建构的启蒙,如果说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确立了法的精神的话,那么它将确立起一种伦理精神;如果说工业社会确立了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的话,那么它将根据合作理念去进行社会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