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AI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不断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尤其当AI技术被不法分子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时,由于其具有门槛更低、迷惑性更大、犯罪效率更高等特点,给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AI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面临相关法律法规滞后、行业监管不严、宣传防范有所欠缺、打击难度不断增大等问题。可以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切入,通过完善立法、打防并举、加强宣传、技术赋能等途径,提高AI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人工智能引发的治理挑战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在助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但其对人类社会也具有深层次和颠覆性的挑战。当前,人工智能面临技术扩散难以管控、人工智能风险源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的责任主体的边界不清晰等根源问题。虽然当前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引导规范,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达成普遍共识和一致性框架,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对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要梳理人工智能治理的可行路径,同时也需要加强在实践层面的应对措施。     

探求不确定中的确定——复杂社会的危机及应对

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的复杂性也不断加深,复杂社会的特性包括社会高度分工、需求的多样性、信息的分散化,以及大城市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复杂性等。在复杂社会的背景下,突发性公共危机给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应对城市公共危机,需要坚持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作用、强化法治引领、坚守人文和道德底线、回应多样化需求等基本原则,同时在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危机影响预判、外来人口友好等多方面探索新的治理举措。找到有效应对公共危机的方案,大城市将能在挫折中改善治理,并更好地引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驱动下智能化社会治理:技术逻辑与机制创新

以算法为内在发展逻辑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启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转向。技术进步和社会治理变迁,与生产力性质和主导技术工具及其段位保持着同向递进关系。一方面,技术段位的优先性会倒逼社会治理创新;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对社会治理工具的抉择。这种技术逻辑下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必然要求政府建构以兼容"数据、算法、技术、服务和秩序"五要素机制保障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机制,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兴起对传统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向善”且“为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治理与社会科学的源头参与

在人工智能成为新基建重要内容的时代,面对与算法如影随行的社会风险问题,如何规训算法使其"向善",又如何驾驭算法使能"为善",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讨论算法治理现有进展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需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具体情况,从技术架构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算法生态供给侧的社会化生产路径及其治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性。在中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的行动研究案例说明,社会科学在将计算的社会化生产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时,以源头参与、多方合作的方式推进算法治理能够降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     

人工智能时代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可以缓解警力不足,优化执法行政流程,提升治理精细化和公安决策质量,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发展.但人工智能固有的技术缺陷会给公安机关带来治理风险和行政伦理等问题.因此,公安机关应优化公安组织体制和警务机制,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管控和数据安全监控,创新警企合作机制,探索警察行政伦理和规范体系,以促进人工智能与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重大建设成就。党的二十大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新的重要阐述，首次在国家安全框架下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社会治理的战略定位得到提升，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也面临新的发展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需在促进民生福祉、增强公共安全、提升基层治理和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重点发力。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阶段、问题及转向——基于对70年社会治理发展变迁的认识

一、建国7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改革创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凋敝的经济社会状况,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秩序,“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和有序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在借鉴苏联经验并结合国情基础上,我国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公共权力全面介入经济社会领域。这一做法对于迅速恢复政治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秩序”红利,这是新中国社会治理的最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