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作为其最高的价值位阶,它必须扬弃基于"中心-边缘"不平衡性发展理念而构建的世界贫富两极化的发展格局,把各国共同发展的共同善的伦理性要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落实的基本前提。共同发展理念只有得到全球治理的内在性拱卫,才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元治理理念与基于共同发展所要求的共同治理,构成共同抵御霸权性治理的非正义性侵蚀的价值基础,唯有如此,人作为"类"属性而非"种"属性的共同体主体际性才会在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的视阈下绽放出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是资本不断增殖自身的本性所决定的。就此而言,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最好的"一面,而资本的邪恶性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最坏的"一面。但在总体上,经济全球化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只有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道路自信与责任担当。     

全球抗疫深刻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前,曾经推动全球化的力量正在转变为阻碍全球化的力量,全球性问题正呈现新的特征,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揭示了新全球化时代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联、休戚与共的现实,指明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性愈益凸显。     

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概念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倡议践行了这一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所包涵的全球治理价值及逻辑包括：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中“推己及人”“己欲达则达人”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道路与智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新时代的共同体精神与软实力体现为自信、包容、开放、平等、团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其对内为民族精神共同体,对外表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尊重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平等正义、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实现相关国家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准则和全球治理价值。依托“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的推动意义。     

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评介

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和评论来看,他们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崛起后的战略表达,所倡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将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造成冲击。一些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中国文化和全球治理观进行了意识形态解构,认为中国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制,并试图将国际秩序中国化。基于以上两方面,西方学者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出现分化,或反对,或支持,或主张容纳。西方学者的诠释和态度对于我们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话语"发展成为世界话语,使之在不同的话语体系、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共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蕴含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实质的物质效益,更具有深刻的伦理蕴涵。面对数字化浪潮对国际伦理规范的冲击所引发的全球性伦理难题,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新的高度对现有国际伦理观念和伦理规则进行重塑,回应人类社会数字转型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使其在新的伦理道德框架内实现数字向善,引领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背景、中国贡献与深化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已经成为中国协调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抓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中国解决方案,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性问题的中国答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持续演进,中国通过以对话协商持续推动大国的协调与良性互动为重点,构建持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共建、共享制定全球安全规则为重点,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抓手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合作、共赢为手段,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抓手构建普遍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以“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为抓手构建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场域、逻辑与价值研究

共同体是人类赖以存在、发展和实现解放的基本条件。习近平共同体思想不是狭隘的邻里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共同体,它是建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复兴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之上的"全面的、系统的、开放的"共同体。在生成逻辑上,习近平共同体思想是"理论承继与理论创新相统一、面向与回应实践、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在结构逻辑上,习近平共同体思想呈现出"交织性、互促性和包容性"。习近平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时代阐发,进一步突破了自由与共同体的"非此即彼"窠臼,是对国家治理理念与国际战略话语的创新与发展。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结构、哲学建构方法及其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显然是人类。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梦"之民族国家价值主体关怀前提下,对价值主体人类形态的认同和高扬,是价值主体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化。中华传统文化悠久高远的"天下主义"人文理念和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命运"旨趣,是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方法论资源,前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导性原则,后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原则,二者结合起来则为"奉天承运"。在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的情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包含、代表、引领人类共同价值,提升和拓展人类共同价值。     

能源命运共同体： 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解决全球问题，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 “中国方案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举措。 因此， 通过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格局、互利共嬴的能源合作关系、绿色环保的能源发展方式、普适高效的能源治理体系， 对深化国际能源合作， 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需要世界各国树立命运与共的合作新理念， 坚持低碳环保的发展新路径， 构建能源开发利用的新网络， 同舟共济、精诚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互利共嬴、共同繁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     

社区文化:社区建设的重要资源

社区文化不仅仅是社区建设的"环境"和"背景",更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资源。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只有充分认识社区文化的功能,重视、利用社区文化资源,才能有效地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与异质性特征相匹配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将具有异质性以及碎片化特征的治理主体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是当前新时代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优整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有别于滕尼斯所谓的建立在社区同质性特征之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共同体概念,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化、异质性之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利益和情感来充当横向社会联结纽带,以及需要政党来开展纵向跨领域社会整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有赖于党、政府、市场及社会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     

试论李大钊的政党思想与中国政治的变迁

李大钊的政党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需要从中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政治变迁的视角进行研究。李大钊对民国初年政党活动提出批评,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政党的必要性及政党政治对巩固民国共和体制的重要性。十月革命推动了李大钊对新政党建立的希望,尤其是使他初步认识到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及其以后,李大钊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力量联合的思想有了新发展,并逐步形成国共两大现代化政党联合的主张。     

社区公共治理与和谐社区的组织化构建

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利益整合机制失灵,社区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在对和谐社区作出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认为社区公共治理结构的建构必须在行政资源的推动下,注重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但也面临初始行动者的生成、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信任和社区治理网络的协调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难题。     

论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切入点。本文通过总结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指出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社区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社区矫正视角下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分析

社区矫正的发展前景,与城市社区状况密切相关。在社区矫正视角下,城市社区建设应重视以下方面：关注＂弱势社区＂,消除＂区隔＂现象,以弥合城市社区的分化;发展社区民间组织,为社区矫正等活动的开展提供基础和平台;开发社区就业岗位,为包括社区矫正对象在内的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改善社区矫正心理环境等等。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京、沪模式的检视与引申

矫正刑思想来源于刑事社会学派,其当代使命在于“行刑”、“矫正”、“安置救济”三个方面。近年来,北京、上海两地通过颁布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方式,分别对社区矫正进行了有益尝试。京、沪两地模式各有优弊．但无疑都对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鲜活的参考。     

完善社区警务工作的若干思考

社区警务作为公安工作的基础,既关系到公安工作的成败,又关系到社会综合治理的大局。在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必须研究社区警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社区警务工作的思路,抓住社区警务战略的“人本”、“协作”、“弹性”等关键措施,不断将社区警务工作推向前进。     

加强社区服务,推进社区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体制转变，社区服务愈来愈显示其巨大的作用。它对于方便群众生活，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密切干群、党群关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我们要大力加强社区服务，推进社区建设。     

Moral Dilemmas of Community Leaders and Sense of Commun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on Kohlberg's tii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on an empirical research conducted with leaders (two women, two men) in Venezuelan urban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The leaders were repeatedly interviewed during a two-year period,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leading their communities. Those narratives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with them. Based on these grounds, two interrelated products were constructed: (1) Three moral dilemmas to be used in educational discussions with community leaders such as members of organized community groups; civic volunteers, officers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and (2)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the sense of community in urban working-class communities. Finally, it argues about the need of balancing the current approaches of mor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stronger emphasis on the community dimensions of that sense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lead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