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以《君主论》为例

马基雅维利是历史上的一位巨人,它是政治学的先驱,《君主论》是他的代表作,他第一次把权力作为政治学的基础,赋予了政治学新的面孔,使政治学和伦理学彻底分离。他揭开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篇章,将政治学带入到一种新的理论状态中,揭示了政治和权力的关系。     

空间与权利:城市文化的双重变奏及现实选择

城市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表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映射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权利变迁的逻辑主线,构成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介质.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权利是人们享有、参与创造城市文化空间的主体资格、素质与能力.西方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逻辑诱发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城市正义,约束人的发展,应该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应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关怀,将直面城市文化正义问题、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促进城市文化空间共享作为现实选择.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城市发展中的权力结盟——基于城市增长、精明增长和再城市化的演变视角

城市权力结构变迁伴随着城市增长、精明增长和再城市化的全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城市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媒体等各种社会力量在城市经济增长的目标下形成了联盟。同时,当权力结盟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下进行时,权力结构及其运作过程就难以受到其他政治主体的制约。精明增长对城市增长之间的理论替代,既意味着城市的边界受到了限制,也意味着权力结盟必须遵循边界约束,即城市发展必须与社区权力联系起来,并以紧凑的城市空间提供更加协调的公共生活。但是伴随着再城市化的进程,精明增长理论中的城市理想仍然可能被新的社会隔绝所打破,城市发展仍有可能进入新一轮的权力冲突之中。     

区域城市化启动的政治逻辑——基于三线建设的视角

城市化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三线建设给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可能。工厂等生产部门的建设启动了偏僻山区的城市化建设,也带来了城市工业部门与当地社会融合的一些障碍,从而形成了工厂政治中的城市飘浮。从国家的视角,三线建设的国家权力并不适合城市形成的普遍逻辑,也无法形成城市持续的区域性合力;从地方的视角,欠发达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是域外城市的形态移植,而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     

区域城市化启动的政治逻辑——基于三线建设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城市化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三线建设给欠发达区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可能。工厂等生产部门的建设启动了偏僻山区的城市化建设,也带来了城市工业部门与当地社会融合的一些障碍,从而形成了工厂政治中的城市飘浮。从国家的视角,三线建设的国家权力并不适合城市形成的普遍逻辑,也无法形成城市持续的区域性合力;从地方的视角,欠发达区域城市化进程不是域外城市的形态移植,而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     

城市治理:关于理念、价值及动力的哲学思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勃兴,城市内部充斥着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暴力等不正义现象,我国的城市治理在应对上述问题上做了理论思维与实践逻辑的转换,但仍然存在制度结构失衡、主体参与失衡以及主体意识欠缺等问题。这些城市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对城市治理的本质内涵、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价值目标以及策略路径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反思。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动力论角度去探讨城市治理的关键性要素,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城市治理,并为城市区域发展的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做出应有的贡献。     

公民身份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及其影响

公民身份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市既是培养公民认同与忠诚的重要中介,又是权利表达与权利斗争的重要空间。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民身份的扩展。在检视城市化发展理论局限的同时,本文还清楚地阐释了当下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价值,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突出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构建公民国家。     

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给人印象深刻,不过,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政治动荡,只有中国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我们由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入手,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这样三个维度,来诠释这个现象,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削弱国家的能力,相反,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力。国家财力的提高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力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特定的政治联系。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城市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无论是在城市新空间的权力扩张,还是在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抑或通过制度建设向城市弱势群体提供的国家救济,都是基于基层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做出的理性决定。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总体效应,确保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伴生政治动荡。     

洛克对政治权力内涵的分析

洛克在《政府论两篇》中分析了政治权力的内涵。他的学说对英美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学界却一直忽视了洛克的政治权力理论,仅仅强调了他的权利理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陷。洛克分析政治权力的起点是享有财产权和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构成了一个前政治的自由秩序。以此为基础,洛克通过社会契约解释了政治权力的生成逻辑,并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赋予政治权力以特定的道德属性。他阐释政治权力内涵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赋予了政治权力以一种特殊的存在形态,即"立法权力"。洛克阐述的这一政治权力有效地在理论上对抗了当时的父权理论和绝对主权理论,为他设计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     

城市正义的历史生成与中国建构

我们正步入城市社会,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自觉建构、完善城市正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一直关注的话题。自由主义认为权利优先于善、国家中立是建构城市正义的根本,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培养共同善,致力于塑造政治共同体。这两者看似对立的观点背后其实分享着共同的逻辑:即用同一性否认或压制差异。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的天然属性,是理解城市的根本前提,没有对差异问题的合理应对,就没有城市正义。在当代中国境遇中,建构差异的城市正义,需要处理好城市正义感的个体伸张与普遍唤醒、城市差异性的宏观建构与微观推进和城市公共性的顶层设计与集体行动的关系。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总目录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目录特稿民间组织的政治意义:社会建构方式转型与执政逻辑调整(林尚立)政治学理论解读政治艺术:一种尝试性的政治艺术理论阐释(方盛举,陈自强)政治合作刍论(陈毅)绿色政治的现象生成与哲学图景(赵闯)论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人性预设(袁明旭)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不适用了吗———从现实社会结构进化理论与实践看与此相反的结论(李杰)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历史、逻辑和方法(宋朝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走向分析(史家亮)满目青山夕照明———论晚年叶剑英对邓小平理论的贡献(尉英,李玉林)关于…     

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较快发展,城市社区开始出现从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换的态势,这是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历史必然趋向。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囿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制约,城市社区存在着权力结构的困境,导致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中出现了失灵现象。为提升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水平,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重建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把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推向深入和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本质上归属于空间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空间正义的立场上,从生产地位的空间分野、居民社会品格的空间分异、城乡空间环境病态式发展等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并将其归因于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逻辑的宰制以及政治权力对空间规划的操控。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等城乡非正义问题正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乡之间空间资源的共享、城市权利的赋予以及"场所精神"的赋义,有助于寻求空间正义、促进城乡融合。     

国际关系的权力研究刍论——权力是否流散?

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传统现实主义提出的权力研究计划:权力来源与归属、行为逻辑与权力转化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有关权力模式的假说和论断,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随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观念与意义建构、政治与经济权力区分提出了各自的权力模型。冷战结束后,一个新现象——"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趋势,使权力发展的"不对称"现象日益扩大——国家权力流散,科技与金融集团与个人权力聚集。这都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权力"这个古老又混乱的命题,本文借鉴苏珊·斯特兰奇的权力定义,梳理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权力研究模型,并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入手对"权力流散"这一问题有所说明。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业主维权与城市政治

政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学的研究应有两个基本维度,即政治国家或政治制度的维度和日常社会生活的维度。新世纪以来,城市社会不断发生的"业主维权行动",为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的微观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在日常社会生活视野下,"业主维权行动"既是形成身份认同的社会行动,也是从利益诉求到主张权利进而自主创制规则的公民政治行动。业主组织与资本组织和行政组织,围绕利益、权利、规则而建立起的复杂博弈关系及表现出的内在延展逻辑,证明着政治的原点可能不是别的什么,乃是日常社会生活的自然延伸。     

比较视域下的大国权力转移机理研究

从理论上厘清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结果具有重要现实与研究意义。霸权转移论、均势论、权力转移论和领导长周期论是理解上述问题的主要理论。霸权转移论认为国内与国际因素会持续作用于国际关系，使崛起国与霸权国只能通过霸权战争实现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转移；均势论将政治因素视为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认为国家能通过多种均势手段将权力转移的结果维持在均势范围内；权力转移论不仅认为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引发了大国间权力转移，还指出了多种权力转移机制，并强调等级制国际秩序的重建是权力转移的结果；领导长周期论将技术因素视作引发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认为战争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机制而等级制国际秩序的重建是权力转移的结果。未来可从多个方面深化四种理论的研究并利用其指导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富强实践。     

三权制衡理论的终结与当代中国权力监督理论的重建

西方政治法律传统中的三权分立理论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不但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也不能解释西方世界的权力现象,三权分立理论终结之日,正是重建当代中国权力监督理论之时。     

规范与科学之间——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逻辑嬗变与沿革

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大体历经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和现当代时期,其理论研究范式的中心脉络大体是沿着价值的规范主义和经验的科学主义两条逻辑路线进行的,体现出了规范研究(Normative)与实证研究(Emp irical)两种风格迥异、意函悬殊的研究范式。一般认为,古典政治学的创始人最远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历经了古希腊自然政治、中世纪神权政治、近代权利政治的三个发展时期。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传统政治学开始受到科学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并进入了“行为主义”的发展时期,实证主义倾向的新政治学成了传统政治学衰败的真正征兆。这种衰败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后政治学的兴起才有所复苏。     

进入城市的农民: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逐渐为城市权利所瓦解。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农村的集体耕作与农业生产启发了农民集体权利的形成,因此,在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移民过程中,农民进城体现为个体城市权利的实现,本质上却是集体城市权利的实现。为了维系城市的空间安全,城市政府通过积分落户等城市政策实现农民的个体权利,但是这一政策事实上形成农民精英的个体抽离,从而削弱了农民集体性权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