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双号限行中的所有权限制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或者其他限制车辆出行的方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涉及诸多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应当常态化或者不应当常态化的观点及其理据都未免过于简单化。在中国社会大步迈进法治化的今天,惟有以法治的思维、人权保障的理念,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方可获得妥善解决。为此,本刊特约请四位学者从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民商法学四个方面,对这一社会各界瞩目的问题进行研讨。     

机动车限行必须要有正当的公共利益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或者其他限制车辆出行的方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涉及诸多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应当常态化或者不应当常态化的观点及其理据都未免过于简单化。在中国社会大步迈进法治化的今天,惟有以法治的思维、人权保障的理念,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方可获得妥善解决。为此,本刊特约请四位学者从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民商法学四个方面,对这一社会各界瞩目的问题进行研讨。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是临时还是长效?——行政法学的视角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或者其他限制车辆出行的方法,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涉及诸多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应当常态化或者不应当常态化的观点及其理据都未免过于简单化。在中国社会大步迈进法治化的今天,惟有以法治的思维、人权保障的理念,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方可获得妥善解决。为此,本刊特约请四位学者从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民商法学四个方面,对这一社会各界瞩目的问题进行研讨。     

论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权力的侵犯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原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之中的“法”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原则、精神也应当是属于法的范围之内；“合法”的范围应当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应当视作是“合法”。原告的合法权利是在宪法规制之下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应当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权利。原告的合法利益是其受到行政权力直接侵害的私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行政诉讼中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环境尤其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     

认真对待利益——利益的行政法意义

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权利概念的严格性日渐丧失的情况下 ,利益在西方国家的行政法中勃兴 ,其法律地位逐渐被承认 ,并对行政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推动了现代行政法的产生。受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多种因素的影响 ,利益在我国行政法中被漠视 ,或者没有以其应有的面貌出现。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贯缺乏权利意识的中国 ,行政法必须考虑现实需求 ,认真对待权利的同时 ,认真对待利益     

和谐社会、法治文明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包括了法治建设的根本内容,法治文明、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保障。法治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决定现代法治必然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和谐,保障公民权利贯穿于法治文明的各项内在要求。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改进公民权利规定、进一步合理约束政府权力和完善公民权利表达与救济途径来实现。此外,针对社会中特殊群体,国家须采取特别措施,以真正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     

论法治语境下的公民及公民意识的培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把依法治国同党和政府自身建设、人民当家作主一道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然而,要继续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就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顶层设计上,还应当看到作为顶层设计基础的底层架构。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公民及公民意识的培养是法律得以信仰、法律权威得以加强的底层架构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法治语境下的公民及公民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论公民意识与中国法治

公民意识是建设中国法治的思想和观念基础,对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中国法治的实现意义重大。本文指出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培养中国当代公民的公民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靠一部分精英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政府、公民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常态化社会管理的法治思维

常态化社会管理是具体地运用公权力解决社会问题而形成的“权力/权利”公法关系的机制.社会国理论认为,公权力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服务和帮助,促进其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态化社会管理的理论基础.它包含了比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国”更加强烈的法治需求.我国常态化社会管理应当遵循六种主要法治思维：决策的开放性思维、执法的合作性思维、执法的合理性思维、执法的诚信度思维、执法的康洁性思维和程序的适当性思维.     

浅谈全球化场域下的公民社会

全球化与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两个大趋势,一是世界范围内的普世价值的广泛传播,二是地域化、民族性的彰显;普适性的公民提出的是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法治应当如何构建符合全球背景的法治价值,地域性的公民观关怀中国本土。在转型期的中国,冲突如何协调,法治之路如何选择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力求在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法治秩序的构建提供思路。     

关于我国公安依法行政理念的构建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目标也正在从传统的人治向现代的法治变迁。而法治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使公职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公安系统作为我国特殊的行政机关,其能否积极的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威信,所以我们在此探寻其行政法治的理论基础,并积极寻找具有实践意义的路径。     

政体与法治:一个思想史的检讨

从思想史的角度,主要有三种法治与政体之间内在理论结构的范式:法治工具主义论、法治目的主义论和法治社会秩序论。法治工具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法治目的论则是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独特的现象。在非宪政的政体之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不能并存;而在宪政的政体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则可以并存。     

法治湖南建设的路径选择——从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

法治湖南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逻辑演绎。以公民政治参与为逻辑起点，阐述公民政治参与对法治湖南的建设的价值，描述法治湖南建设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惑，从而提出法治湖南建设中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

本文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为突破口 ,通过反思私法优位论之是非 ,提出法治社会应当树立公法优位的观点 ,因为公法与法治的理念与构造完全吻合 ,反映了立法法治和司法法治的需要 ,能够对权力与权利之间以及权力内部的关系加以最合理的定位 ,有助于培育社会主体的法治信念     

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关于中国法治历程、作用和发展趋势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互为前提,相互推进,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交相辉映的两道主线。在30年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中国要不要搞法治、要搞什么样的法治、如何搞法治这三个重大课题,明确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目标和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和保障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更加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旗帜,将法治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奋力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到新水平和新阶段。     

中国古代法与现代民法物权制度比较研究——兼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对中国古代法和现代民法物权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存在着类似于现代民法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而土地所有权制度则与现行民法有着较大的区别;明清法律关于拾得人可以获得报酬的规定,可以为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提供历史的依据;古代法并非没有善意取得,只不过其适用范围很窄;土地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是古代永佃制和"一田两主"习惯的结合;古代的"典"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其价值,<物权法>应当规定典权制度.     

再论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法律重塑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之基,公益性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之源。影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因素既包括法治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体制因素等。我国慈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内容较为全面完善,关于慈善组织的法律定位也较为明确,法律实施不到位以及官民二重性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原因。官民二重性有悖于慈善组织的民间本性,导致慈善组织的独立性、公益性、运作效率降低,导致对慈善组织监管不力,并进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要以理顺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加强慈善法治建设,推动我国慈善的现代转型。在慈善法治建设中,信息公开是前提,创新管理是保障,强化监督是抓手,责任落实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