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开发视域下的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以甘肃民族地区为例

甘肃民族地区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往往是与经济的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贫困不但导致了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和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短缺,而且还导致民族贫困地区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只有在经济扶贫的同时,不断提高民族地区公民的素质,健全民族地区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民族地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发生。     

农村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和基层政府信任

制度性政治参与依据农村居民政治参与态度的不同可划分为积极制度性政治参与和消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积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农村居民比消极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信任水平更高。提升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水平需要畅通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增进农村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意识,重视养老、教育、社会公平等其他政府工作。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

政党制度作为整合社会的机制、组织和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源泉,具有政治稳定的功能。政党制度促进政治稳定,必须符合社会生态的要求,具备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和强大的合法化能力。     

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与反思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诸多困境:参与场域的缺失致使其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组织化程度低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薄弱,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机制缺乏致使其政治参与游离于体制视野之外,制度性的弱势身份预设致使其面临弱政治参与的潜在风险。为此,迫切需要以顶层的、体系化的制度设计化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切实保障和落实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从群体性突发事件看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是社会群体性突泼事件的高发期，从政治参与的视角来看，社会群体突发性事件是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政治参与不仅指合法的参与，也应包括非法的参与；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从动员型参与转向自主型参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上升趋势，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迅速，但公民消极参与的心态呈上升趋势；解决的路径主要从公平正义、制度建构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努力。     

新时期规避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策探讨

规避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出发,应从五个方面对现有机制进行改革,即: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保障农民政治参与条件;增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通过对现有机制的改革,完善农村基层治理,规避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促进和谐农村的全面构建.     

和谐社会视阈下大学生政治参与研究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同时也对大学生政治参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体现出在参与内容上虽然有利益化倾向,但总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政治参与方式上虽然有时出现非制度化,但更多的体现合法化；参与水平上虽然层次参差不齐,但参与热情较高等状况.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消极因素既有制度性因素,又有大学生自身政治素质因素等.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健康、有效、有序,应完善大学生政治参与制度、培育大学生政治素养与政治参与能力和加强网络等媒介的建设.     

论中国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诉求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以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决策,这种政治参与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对我国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探析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政治参与

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民众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边区政府为推进政治参与,采取了许多措施,极大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民众的政治参与。边区的政治参与也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广泛性、制度性、平等性。     

转型社会中公共政策的非制度性公民参与

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治理模式、方式以及"形而上"价值理念的嬗变,也意味着治理凭借的工具———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嬗变。突破或改变传统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过程,积极采纳公民建议以及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不仅是对公民主张个人权利和合法权益的集体"呐喊"的回应,也是新形势下公共政策拥有合法性权威的必要前提。制度性公民参与应成为主要路径和渠道,但当前我国制度性公民参与进程中相关法律缺位和制度不足,公民参与能力有限等造成制度性公民参与困境重重,相伴随的是非制度性公民参与频发,非制度性公民参与作为制度性公民参与的重要补充,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社会问题,但是其带来的"副作用"更让人担忧,如何规范、引导公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当下值得深入思考。     

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分析与政策建议

2011年陕西省社科联的调查显示,两代农民工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和肯定均达到60%以上;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情感,但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度普遍很低。其中有制度性因素,也有经济因素和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因素,对此,必须在制度设计环节确保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以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治理与整合。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

参政权是我国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可以从革命性参与和建设性参与、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合法性参与和非法性参与、自主性参与和动员性参与、工具性参与和价值性参与、权力主导性参与和权利导向性参与等向度予以梳理归纳、概括总结和展望。从宪法上说,中国农民享有参与国家和社会经济事务的广泛民主权利,但事实上农民的参与权表现为虚弱的特性,农民参政权虚弱性与利益诉求扩展的张力,诱发了新的社会冲突。将亿万农民纳入政治参与体系之中,拓展农民平等的参政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全新课题。     

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中国民主建构的路径分析

依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逻辑,当代中国民主建构的路径特征可以概括为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这是"以发展为导向、以参与为重点"的民主发展路径。中国全面现代化依次推进的展开逻辑和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实现战略决定了这种民主建构路径的选择。发展导向型参与民主的路径特征,既是对既往中国民主建构路径的制度性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民主提升路径的制度性限定,在此制度路径的架构下,未来中国政治建设有望在完善民主和权力监督方面得以提升和深化。     

亨廷顿和维巴的政治参与观比较

亨廷顿和维巴是研究政治参与问题的代表性学者。关于政治参与的主体、对象、性质和方式,亨廷顿和维巴的观点与其他学者不同,二者都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公民,对象是政府部门,性质是客观行动,方式包括选举性和非选举性行为。但关于政治参与行为的目标、形式和结果,亨廷顿和维巴的观点也不同,维巴将其分别仅限于非结构性目标、制度性形式和预期到的结果,而亨廷顿则在前者基础上分别将其扩大到包括结构性目标、非制度性形式和未预期到结果。造成这些政治参与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各自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域和方法论不同。对于政治参与的概念,学者们虽然仍有一定的分歧,但也存在一些基本共识。     

社会公正:政治认同的制度性资源

在现代社会,政治认同是政权稳定的基础.要提高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度,需要整合政治认同资源.政治认同资源主要由意识性、制度性和功绩性资源组成,其中,社会公正作为制度性资源对保持政权的持久延续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执政者要想长久地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保持政权持久延续,必须以政治认同为尺度,在政治、经济、法制及教育制度建设中体现社会公正.     

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杭州市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分析

协商民主是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弥补政治权威合法性不足的重要形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撤镇建街"成为了基层治理需要面对的重要制度变革.但乡镇改制街道后,乡镇一级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复存在,街道层级党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出现了制度性的障碍.剖析杭州市余杭区为弥补这一制度断层创新实施的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可知,街道民主协商虽不是对原先乡镇代议制的制度性替代,却可以形成功能上的"代偿".由于城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进展,而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的创新在形式和功能层面,杭州余杭区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具有很高的可复制性,或可为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提升国有企业制度性治理效能：中国一重案例研究

国有企业能否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是新时代全面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中国一重依靠制度创新完成了从自我脱困到肩负起国家重大战略安全职责的历史性跨越,对新时代东北振兴有示范引领作用。从制度创新视角对中国一重案例分析表明,推动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仍然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领域和重要任务,提升国有企业制度性治理效能,企业家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驱动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决定性变量,专业团队目标协同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战略支撑,内部管理效率持续改进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坚实基础。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困境与路径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农民工具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现阶段,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热情较高,但参与水平总体较低;现有的政治制度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总体上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不高。解决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问题,应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健全听证制度和信访制度入手。     

对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思考

执政方式是在一定政党制度条件下 ,政党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的制度性规定或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这就要坚持和把握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 ,要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要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提高的重要标志。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发展不平衡，制度化不够完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法治化、渐进化原则。在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旁听制度、立法制度、信访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