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推定与证明责任——从“彭宇案”切入

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是法官面对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普遍性选择，适用事实推定追求案件事实是法官避免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能动性努力；事实推定适用的条件是适用事实推定抑或适用证明责任裁判案件的界限；适用事实推定后，诉讼前分配好的证明责任不会发生转移，但提供证据责任将发生转移。     

罪刑法定与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

法官适用刑法是将刑法规定运用于案件事实、获得判决的过程,因此,刑法规定和案件事实是法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释和说明的内容。然而,不少学者否定刑法适用中法官解释的存在。究其原由,在于对法官解释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本文将法官解释定位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法官对刑法规则与案件事实的理解与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法官解释与法官造法的区别分析,进一步厘清了罪刑法定与法官解释的关系。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以事实为根据”一直是我国法院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几乎在所有的判决书中，各级法院都会有一段“经审理查明”的表述。从判决书的表述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法官总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判的。但现实中每一位法官都曾经遇到过查明案件事实的困难，事实上，有些案件事实是无法真正查明的，①但法官不能因为无法查清事实而不作出裁判。因此，有的时候，法官是在没有完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那么，法官是根据什么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的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是一个与自由心证相联…     

行政诉讼中的裁判事实如何生成?——基于事实认知层次的分析

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对事实问题的认知都因循从案件事实到要件事实再到裁判事实的认知逻辑,合格的事实认定应是理性认知的产物。行政诉讼中的事实认知因涉及权力间关系问题而体现出区别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在案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以行政案卷为基础,结合法庭调查情况完成对“发生了什么”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处理”等案件事实的整体性认知。在要件事实认知阶段,法官按照序位逐一对案件事实作法律归属论证,排查行政行为的违法项。完成合法性审查后,法官结合价值判断,确定裁判意向与裁判事实范围,启动裁判事实认知。根据裁判意向的不同,法官可在行政基础事实、行政行为事实、诉讼合法性要件事实与情形变更事实中选定一项或多项作为裁判事实,并结合证据完成事理融贯的事实认定。     

在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司法裁判规则

历史的不可回复性、案件证据的证明相对性以及法官认识能力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客观存在。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司法规则要求法官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必须作出处理,但是证明责任的滥用与事实推定的失范违背了司法裁判权的运行规律。要解决该问题,需要从改良事实认定模式、谨慎适用证明责任、认真对待经验法则等方面入手,构建良性互动的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规则,让司法裁判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公众认同。     

论司法三段论中小前提建构的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是法律规范,小前提是案件的法律事实,小前提的建构过程即法律事实的形成过程。法官需要在众多事实中寻找出能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事实,这个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仅意味着法官在将特定案件事实涵摄到具体法律规范之中时要符合形式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的客观要求,而且隐含着法官自己对案件事实赋予了一定的主观评价。因此,让价值判断尽可能地合理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论“法官不得与当事人辩论”

一、法官与当事人辩论有无必要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和庭审的组织者，应当关注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限制法官过多发言已经成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法官主要应当通过判决来阐述法理和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意见。法官与当事人辩论的最大弊端就是暴露了某种倾向性，从而...     

行政诉讼法庭调查实务谈

法庭调查是在法庭上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核实的活动，是开庭审理诉讼案件的核心部分，是案件进入实体审理的重要阶段。法官在法庭调查中起主导作用，主要包括：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在举证、质证的基础上进行认证，确定证据的效力；根据确认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行政诉讼的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不是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是对证据事实的主观反映（包括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认识）。因此，法庭调查的直接对象是证据事实而不是案件事实。通过法庭审查、核实证据，…     

“选购成衣”与“量体裁衣”:欧陆与英美司法进路之比较

欧陆与英美两大法律传统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官可否为手头的案件形成适合于它且对未来有拘束力的规则,即法官可否造法。基于此,欧陆司法的进路是法官在了解案件事实后,选取已有的制定法规则并从立法者原意等角度对之进行扩大或限缩解释,以使之能涵摄手头的案件,这种思路可形象地称为"选购成衣"并对之进行修补加工。而普通法法官则是从案件本身的事实出发,"量体裁衣",以案件内在的是非曲直为指引,以既有规范为基础,以案件事实为条件,形成适合于案件的具体规则。     

证明标准问题司法实务考察

证明标准指证据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案件事实,也就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最低证明要求。可见,证     

案件事实的认定方法

大体而言,定罪是一个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刑法规范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如果二者相符合,便可以作出相应的判决。具体地说,法官必须把应当判决的、具体的个案与规定犯罪构成要件、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刑法规范联系起来;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是法官思维的两个界限;法官要从案件到     

司法裁判与情感

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毋庸置疑是法官判决时考虑的两因素,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似乎法官在裁定案件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机械地运用三段论推理就必然得出正确的判决,然而实证考察的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法官裁判案件的过程是心与脑对话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的情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些情感因素对司法公正具有利与不利双重性,因此应采取措施予以引导、制约。     

合议庭功能及其在审判实务中的运作

一、设置合议庭的内在机理及其功能 (一)追求裁判事实基础客观化 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无疑应当以裁判基础的真实性为基本前提,裁判基础(对事实的认定)的真实程度越高,裁判的公正性也就越高。尽可能地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中的“意志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使法院裁判客观化,是设置合议庭制度的内在根据之一。因为在合议庭共同认定事实的情况下,每一个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逻辑思维过程中,既包括有客观的、合理的成分,同时也必然含有法官的“意志性”和“创造性”。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中所包含的主观     

“五听”断狱与自由心证

点评人:马特(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诉讼的目的是发现真相,维护正义。而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案件一旦发生,其真相只能依赖于嗣后寻找证据,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回溯性的证明。但个案具体情形千差万别,法官很难模拟试验再现事实,且人心不可测量,证人言不由衷,更使得案件事实往往处于真伪难辨的状态。如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著名影片《罗生门》,法官就案件事实听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陈述,最后,影片在法官以及观众们的迷惑中结束。如何判断证据、发现真相呢?在人类历史上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包括最早的神誓、神判;欧…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知识产权审判中的适用

法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首先的任务是查清争议的事实.而这事实,基本上都是已经发生,成为过去的事实.法官主要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综合知识、能力、技巧对现有的有限案件信息进行分析,来再现"历史事实".但是,由于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认识受到自身的知识、技术手段、科学的发展程度、证人的认识、心理和道德素质等的限制,加上历史信息的遗失,尚不能完全复现过去的事实,有些甚至根本无法复现.因此,法官会面临事实不明或各种证据矛盾,难以统一的情况,这时法官仍需及时对案件做出裁判,以达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和实现,而不能去假设一个结论或留待后人查明.此时,法官得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来确定案件事实,并以此事实作出裁判,最后终结诉讼.     

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研究——德国、日本的判例、学说之考察及其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依自由心证主义之本旨,受诉法院必须在斟酌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及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的基础上认定案件事实。作为适法地呈现于言词辩论中的证据调查的结果以外的诉讼资料,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不仅能补充证据调查,而且能单独作为受诉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不仅合乎民事诉讼中法官心证形成的实际,也契合民事诉讼中法官认定案件事实之规律。为防止法官恣意地进行事实认定并担保事实认定之客观性,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单独作为事实认定的根据应以辅助事实及不重要的间接事实为限。受诉法院依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认定案件事实时,虽无须在裁判理由中对此予以具体的说示,但至少应能从诉讼记录中明了言词辩论的全部意在本案中乃何所指。     

间接证据案件的定案规则探析

间接证据不能像直接证据那样一步到位地证明案件事实,而是需要通过推理来间接地证明案件事实,因此,间接证据案件更加考验法官的分析和推理能力。两高三部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     

论司法裁判中的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无直接联系,主客观统一的属性决定法律事实作为司法裁判事实基础的正当性。无论在那种模式中,法律事实都是法官在严守法官职业道德的前提下,依据经验法则及法律规范,通过逻辑推理,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裁量的结果。     

法律解释的真谛:波斯纳法律解释理论梳理

我们的法官每日在做什么?“判决案件”,所有的法官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法官如何判决案件?“依法判决”,有的法官会若有所思地回答。抽象的法律何以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法律解释”,学者型的法官会迟疑之后再回答。什么是法律解释?“探寻立法者的原意”,专家型的法官会很诚恳地告诉我们。探寻立法者的原意是可能的吗?“当然”,所有的法官会再次毫     

拼图抑或印证：中国刑事法官事实认定的实践检视

实证研究发现，“不证”或者“少证”似乎是中国刑事法官认定事实的主流态势，特别是在无证据争议的案件；只有在极少数存在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法官才会进行“细证”。总体上看，中国刑事法官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模式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并存。具体而言，在没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是“拼图模式”;在有证据争议的案件中，一部分采用“拼图模式”对在案事实进行论证，而另一部分采用“印证+拼图”的综合性证据使用模式，即通过印证来解决争议证据信息指向的一致性问题，通过“拼图模式”来确保在案证据能够涵盖案件的全部要件事实。从长远看，需要持续打造更具中国特色的科学化刑事案件事实认定(证明)模式，并进行相关的理论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