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的通知 法发[2010]13号

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确认程序、畅通了请求渠道，改变了归责原则、扩大了赔偿范围，完善了赔偿程序、增加了举证质证．明确了人员配置、强化了赔偿监督、提高了赔偿标准、改进了经费保障，对于深人推进中央提出的三项重点工作,     

我国刑法的重要改革与完善

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改和补充；放宽了正当防卫的运用；条件；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严格限制死刑，扩大了罚金刑和管制刑的运用范围；明确了自首、立功的概念，对其处刑也作了较宽的规定；对减刑、假释的条件作了明确限制；此外，对反革命罪、贪污受贿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渎职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不少新罪名。     

凤台：新气象源自好作风

机关工作人员上班聊天、玩游戏的少了，学习、工作的氛围浓了；办事推诿扯皮、吃拿卡要的少了，为基层群众办实事、解决问题的多了；公款宴请、文山会海少了，领导干部深入一线、联系群众多了……2012年以来，安徽省凤台县围绕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工作不实、干劲不足、落实不力、形象不佳、原则不强等问题，启动“作风建设年”活动，以治庸提能力、治懒增效率、治散聚合力、治奢树形象为突破口。切实改进了工作作风。     

论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法理价值

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打破了以往分散、无序、重复执法的局面,将相关的执法资源整合在一起,节约了执法资源,提高了执法效率,优化了执法秩序,减少了执法扰民,增强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自由度,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体现了效率、自由、秩序、正义、安全等多重法理价值。但理想的价值目标是不会轻易实现的,对此应当进行价值优化和价值整合,其方法包括提高效率价值、扩大自由价值、维护秩序价值、强化正义价值、保障安全价值等。     

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努力开创法学会工作的新局面——在中国法学会四届三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党中央十分重视我们庆祝建会五十周年的活动。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同志题了词,发了贺信、贺词,尉健行、罗干同志代表党中央出席了庆祝大会,尉健行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讲话,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亲切的关怀和巨大的鼓励。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贺信、贺词和讲话,为中国法学会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     

千帆竞流奔航程——麻阳县基层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实录

去年以来,我们以"依法治局、和谐兴局、发展强局"为总缆,从保障、服务上,从作风建设方面,着力解决基层司法所人员编制、工作经费、职级待遇、人头经费等问题,确保了基层实力增强、信心增强,确保了基层工作效率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基层司法行政队伍工作作风的转变、地位形象的提升,赢得了好评、赢得了认可、赢得了荣誉。     

全国电子工业知识产权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机械电子工业部于1992年5月25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电子工业知识产权工作会议”,来自全国电子行业、地方厅局、集团公司、研究所、工厂、院校的11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机械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曾培炎、总工程师俞忠钰、科技司副司长刘洪崑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工作报告。国务院法制局、国家版权局、工商局、商标局、中国专利局、国防专利局、国家科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软件登记中心的领导和专家到会祝贺。曾培炎副部长作了《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工作报告。并着重阐述了     

辽宁省首届知识产权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

5月26日,辽宁省首届知识产权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专利、商标、版权、法律、外事、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及企业方面的代表。会议听取了研究会的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理事会;选举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召开了辽宁省知识产权研究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研究了今后的工作。辽宁省知识产权研究会的前身辽宁省工业产权研究会成立于1985年1月,几年来,得到了上级领导、有关部门     

强化依法治理示范单位引领作用研究

近10年来,宁夏自治区组织各行业部门、基层单位广泛开展了＂依法治理示范单位＂创建活动,搭建了深化机关、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单位依法治理的有效载体,建立和规范了基层经济发展、利益协调、矛盾处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机制,引导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依法办事,引导基层群众依法参与公共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理念被细化到了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中。通过逐年开展＂依法治理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使示范单位由点的积累达到面的覆盖、量的积累达到质的转变,树立了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理念,强化了各级组织开展依法治理的责任,拓展了依法治理的立体空间,提升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推进了依法治区进程。     

再论美国宪法的特点--兼与英、法、德、日宪法比较

总结了美国宪法具有四个特点,即确立了有限政府原则、确立了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实现了宪法的司法化、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分别就这四个特点进行了分析、论述,并与英、法、德、日四国宪法的相应方面进行了比较.通过对美国宪法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有限政府、宪法与法治之间的依存关系.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