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与企业交化

本文以公司法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为核心,在企业文化的内容、创建、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总结出公司法能够约束并保障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能推动公司成长这一结论.     

公司法的合同路径与公司法规则的正当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公司合同理论认为,公司是一组合约的联结,多方博弈的结果将创造出内生性合理秩序,不应强行加入外生性制度安排。然而,与普通合约迥然相异的是,公司合同是长期合同和关系合同,存在着诸多漏洞,仅靠合同法并不足以保障各方预期。作为公司合同的模本机制和漏洞补充机制,公司法补充而不是代替了公司参与方的合约安排。因而,立法者只有按照合同的规则和市场的路径来进行公司立法,公司法规则才能获得正当性。     

论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

研究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对于公司的组织、设立、变更与终止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是一个体系的、动态的概念,它是指国家在公司法领域中以公共目的为基础的所施加的强制,其中包含了公司法行政、立法、司法等环节,所以,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要比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的定义要广阔的多。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司法中的国家强制的应用和发展趋势的阐述,发现目前国家强制在我国公司法领域中仍存在着一些弊端,并探讨出了如下策略:一是明确国家强制在公司法中的界限,建设科学化和市场化的强制体制;二是以安全高效的标准实现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三是以公司的自治为重心,平衡公司有限自治与国家强制。     

论公司法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

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已是公司法上的共识,分析公司法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两个理论至关重要。这两个理论是:社会利益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论新公司法的一人公司制度

新《公司法》正式颁布。该法首次明确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用完整的一节篇幅对一人公司制度进行了规定,为我国公司法制度上的一项重要创新。本文试从新旧法条对比、法理分析、进步与不足几个角度对我国公司法中的这一新制度进行粗浅的解读。     

论公司自治原则及其在我国公司法中的体现

公司自治是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公司生存的必备条件。在公司自治基础上,国家给予公司的强制是政府对市场经济下公司内部经济关系失灵状态的有效管理,也是保证交易安全与快捷的需要。两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只有国家强制适度、公司自治有方,共同遵守规则才能达到彼此的协调统一。     

公司法的模式、理念与修改

中国公司法在理念和制度上都应进行根本的变革与重构。公司法的修改在制度模式上应采用公司本位、公司自治的公司法制度模式。公司法修改应与证券法、三资企业法、破产法等法律的修改协调联动进行。公司法中应构建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投资者权益保护、关联交易规制、公司诉讼等公司法律制度。     

离岸公司法与中国公司法的比较

2005年中国修订了公司法,本文试图对离岸公司法和修订后的中国公司法进行比较,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离岸公司这一形式进行投资的情况下,这一比较应当有其价值。本文主要选择《维尔京群岛国际商务公司法》①(以下简称维尔京公司法)作为离岸公司法的代表和中国新公司法进行简单比较,从公司形式及设立、资本和股份制度、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     

公司法结构变革之逆向思维——以公司法对司法解释回应之视角

通过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发展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公司法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的创立及修订而言,处于“边缘而不予完全考量”之地位.引发此种现象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合力之结果.这种对司法长期积累的鲜活立法素材的不重视,必然引发公司法实践中的宏观影响及微观障碍,不利于公司法私法秩序的发现及总结.为此,公司法在再次修订时应加大对司法解释因素的考量,使司法审判中所发现的“源头活水”能够有效地在公司法立法中得以体现.     

公司法的私法限度与公法影响

公司法的制度生成有着明显的私法属性,但是过于强调私法属性则可能忽略私法的限度以及公法对公司法制度演进的影响。现代公司法的制度演进着眼于解决公司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以及解决公司行为外部性的社会责任问题。在公法规制政策的影响下,传统的私法效率价值需要与社会整体收益进行平衡。事实上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政府控股或参股的公司往往受到政府规制政策的影响,而跨国公司也会积极通过门厅艺术争取有利的公法政策,这些都成为当代公司法演进的现实图景。     

公司法的深层结构：从东印度公司到中国公司法

公司法深层结构是指公司法表层结构背后对于公司和公司法的观念认知、功能理解,展现了有关公司法的政治伦理、经济逻辑、文化理念。公司法的深层结构具有历史性特征,决定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公司法的“精神气质”和“内在品格”,对于公司法的体系安排、制度建构、规范解释亦能发挥重要作用。从公司法发展历史来看,公司法深层结构决定了“民主型”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专制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不同,二者在股东权利保护、公司权力分配、董事责任约束、股东自治空间、政府关系处理等方面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制度体系,并对于英美法系公司法和大陆法系公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公司法全面修改背景下,有必要深入考察我国公司法的深层结构及其对公司法治实践的影响,并立足本土实际、基于现实国情探讨公司法改革的重点方向和实施路径。     

论《公司法》的法典化：由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的思考

法典化是公司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核心是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核心价值体系缺失或破碎是最大的法律漏洞,也是行为失序与裁判失灵之源。确立四大核心价值体系是公司法走向体系化的第一步。国家有义务促进公司利益共同体的持续繁荣,推动公司、股东、债权人与利益相关者多赢共享。建议采用统一的“公司”概念,打造普惠型一般公司法,并为特殊类型公司定制个性化规则。在保护债权人的前提下,法律应合理包容中小微公司治理的灵活性缺陷。上市公司规则应升级为公众公司规则。要允许股权自由流通的有限公司公开挂牌交易。建议落实股东中心主义价值观,理顺公司决议权与代表权之间的源流关系。建议将《民法典》第61条第1款纳入《公司法》三审稿第11条。建议整合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人合性应回归公司自治。建议将实控人纳入法定必要登记事项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中的责任人。建议细化独立董事共同而有区别的法律责任,确认独立董事有限责任原则。公司有权自主设管理层职位。建议导入公司集团制度,破解一仆两主困境,承认法人董事,明确股权间接转让规则。     

公司法的基本价值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公司自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形式。历史证明这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司的营利性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现代社会公司法应当在充分体现公司营利本质的同时,兼顾其他社会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同时应当体现立法的前瞻性。     

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公司法修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的近十年时间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母庸讳言,由于当时立法体制、传统观念、习惯势力、法治意识等方面的影响,使得我国现行公司法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本文以全球化时代的公司法新理念为视角,指出了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缺陷及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思路。     

论封闭公司内部治理之公司法调整

实质意义的封闭公司不仅指美国法中的封闭公司,还应包含英国法中的私人公司和大陆法系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对法律规范强制性和任意性的判断及分类,有利于完善对于封闭公司内部治理的公司法调整。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封闭公司的特殊性越来越来得到关注和重视。封闭公司内部治理的重点及强制性法律规范基本上放在股权的行使和股东关系的安排和处理等方面,而在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配置、与股权行使无关的议事方式、程序和规则等方面应当安排更多的任意性规范,赋予投资者更多的选择自由。我国封闭公司内部治理的公司法调整有待进一步完善。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一人公司的规制

一人公司（尤其是实质性一人公司）的广泛存在及其与传统公司法人制度的冲突，使它在传统公司法框架体系下很难得以规范，而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作为一种判例法上的重要原则，则可以有效弥补制定法之不足，从而在有效规制一人公司方面具有极为广泛的运用价值     

论企业税收筹划可随公司法修订而变化

在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公司法》中,很多规定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动规范与公司税收筹划活动有直接关系。本文首先阐明了新公司法的修改之处,然后对公司税收筹划因此而产生的变化作出分析,主要涉及公司出资、公司设立主体、公司盈余的提取与分配、公司破产清算等几个方面。     

论《公司法》第5条第1款的实施——以《公司法》修改为视角

《公司法》第5条第1款作为约束公司"合法、正当营业"的强制性宣示条款,其设定的目的意义和制度功能在于确保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诚实信用原则,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类环境利益。但是,现行《公司法》的整体性制度构架中缺乏落实该条款立法主旨的对应罚则和配套措施。基于《公司法》第213、215条规定的不周延性和第20条第3款、第182条、第198条的不适用性,完善公司设立登记撤销制度,引入公司设立无效宣告制度,通过补充现行《公司法》第213条的规定,以民事救济和利益补偿的私法进路,以期达到有效遏止公司违法、不当营业之目的,确保公司设立登记具有足够的公信力。     

公司法在中国的百年历程

公司与公司法均舶自西方。在与西方殖民者最初的贸易交 往中,古老的中国以自己传统的思维初识“公司”。洋务运动是中国以“公司”这 种企业模式组织经济生产的最初尝试,同时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公司法 在中国的诞生。而公司和公司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浮沉,也反映了中国寻求 现代化道路的坎坷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