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共治:流域治理的域外经验及本土实践

流域治理因其跨区域、跨层级特色,对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共治有内在需求。分析日本、澳大利亚、法国等流域治理的做法,展现各国探索多元协商共治的经验,并结合洞庭湖流域协商共治实践,探讨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及基层协商,助力流域治理的可能路径。     

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其如何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践证明,无论是采用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以治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则突破了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局限,旨在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比较分析生态环境单一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     

发挥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与协商民主的优势高度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迫切需要协商民主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已经广泛运用并积累一定的经验。针对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吸收借鉴有关的经验,要从治理领导主体和职能主体、治理参与主体、协商内容和成果转化、协商民主机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协商治理语境下统一战线的定位及优势

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是协商民主的制度架构和实践运行的有机结合,是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合作共治。统一战线是国家协商治理的重要依托,具有主体培育、参与动员、诉求表达、矛盾协调等无可替代的特殊优势。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主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现代治理的特征之一是多方参与,协商共治。我国协商民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协商民主的运用对于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延续与创新,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特征与时代意涵,反映了社会治理理论已从机制创新、架构完善推进到格局营造、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理念,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仍然是其最为鲜明的价值依归,同时其具有"主体关系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协商共治""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丰富时代意蕴,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法治、理治、善治特点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有序化、平等化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能量释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在以"协"辅"治",以"协"稳"治",以"协"促"治",以"协"督"治"四个方面;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能够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的协商能力。     

权变型协商:基层协商治理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选择——基于协商治理多案例的分析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如何运行和选择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西方学者将我国的协商定义为"威权式协商"在于忽略了我国基层复杂的协商环境。为此提出权变型协商的概念,将基层协商治理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选取"政府—公民"能力成长和"环境—议题"复杂冲突性两个环境变量,得出权变型协商的四种类型:聚权回应式协商、平等咨询式协商、权威引导式协商和开放共治式协商,并选择民主价值和治理价值两个维度去讨论行政权力在每一种协商方式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协商案例加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是一种权变型协商,协商方式的选择要根据现实环境;政府在协商治理中既追求协商的治理价值,也注重协商的民主价值;政府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要审慎使用专断性权力,同时要加大对协商经验的总结,实现非盲目的可复制性,以提升我国基层政府的协商水平。     

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探析——以上海宝山“社区通”为例

数字协商与社区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近年来,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上海宝山"社区通"下的回应模式、打钩模式以及"线上+线下"模式,全面地展现了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具体过程。数字协商嵌入社区治理时,通过打造数字协商平台、培育居民协商治理能力,进而形成数字协商治理机制,最终推进社区治理。在具体实践中,数字协商在程序与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数字协商在社区治理中覆盖范围不足、难以深入协商以及配套措施缺乏等局限。未来应当着力加强数字协商制度化建设,以便数字协商能够更有效地嵌入社区治理。     

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特别是中央作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在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在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如参与乡贤参事会等)。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T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加快,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分散、单向度的治理模式日益遭遇挑战和冲击。如何以党建为引领,探索符合超大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增强超大城市基层韧性,维护基层社会安全和稳定,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广州市T区立足其独特的区位特点,以固本强基为抓手、以协商共治为依托、以深耕技术为指引、以优化服务为导向,逐步构建起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息公开、政民回应、协商决策的程序化设计,才能形成具有效力、风险共担的决策结果。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协商的嬗变与提升——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

以协商促治理,是浙江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先后创出了温岭民主恳谈和新枫桥经验、武义村务监督、桐乡"三治"融合等做法,其中大部分已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村级治理既不能一"选"了之,同样不能一"商"了之。面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这一演进路径可以概括为:村级小微权力规范体系+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文化礼堂+乡贤馆——在党建引领下稳步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方向迈进。这样环环相扣、层层补位,使得治理的靶向更为精准,治理体系更具系统性、明确性和有效性,基层协商在有效推进乡村善治中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其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目标也是路径。统一战线在乡村协商治理中找准定位不越位,就一定能发挥独到的积极作用,有效破解基层统战工作边缘化、空心化、碎片化的问题。     

共享发展语境下的领导干部协商文化素养刍议

党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的协商文化素养,是有效开展协商共治进而有效推进共享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为有效进行协商共治,党政领导干部的协商文化素养最起码应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开放的决策意识、对话的决策方式、包容的决策原则、公益的决策导向、法制的决策基础、创新的决策思维。在当前的协商共治实践中,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协商文化素养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领导干部自身的不足,也有践行协商共治的实际难题,还有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困境以及事务繁复问题。为进一步培育和提升有益于协商共治的党政领导干部协商文化素养,至少需要从六个方面努力:一是强化研究,建立标准;二是宣教为主,升级意识;三是积极引导,科学协商;四是健全制度,破除束缚;五是广泛实践,累积经验;六是开展批评,营造氛围。     

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模式研究

美国空气污染治理政策经历了以法令为基础的管制与命令模式、以成本与收益为基础的市场激励模式及区域共治模式三种类型。管制与命令模式可再细分为以地方和州为主导的管制,及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管制;市场激励模式以泡泡政策和排污权交易政策为典型;区域共治体现为广泛的州际合作、州内合作和部门合作。分析美国治理空气污染中的政策模式及内容对我国空气污染治理不无裨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在政治保障、政治底色、价值取向、运行逻辑、结构特性方面存在着内在耦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优化决策施策、促进科学治理,扩大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治理,聚合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治理的显著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可以从提升治理主体能力建设、激励和吸纳各方共治,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坚定新型政党制度自信,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升人民政协协商质效方面进行路径探寻。     

祛除行政之恶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之所以会产生行政之恶,是因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仍然以精英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管制型政府及其行政模式来应对后工业社会的挑战与要求,使得抽象行政权力与具体行政权力的运行不协调。因此,要祛除行政之恶,不是简单地求助协商民主,而是要去寻找并建构起适合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政府形态。多中心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及服务型政府符合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与需要,三者可以形成一个和谐平衡的系统,从而保证抽象行政权力与具体行政权力协调运行,进而祛除行政之恶。     

协商合作：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向和选择——浙江温岭案例启示

温岭协商合作式治理实践,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有助于优化乡村治理格局,构建协商合作式模式既是乡村治理的未来趋向也是推动乡村发展的理性选择。构建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注意六大因素：明晰乡村公共生活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彼此边界;主体多元;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竞争;职能互补;参与方式力求多样;在互动中实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