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管理创新多元矛盾化解机制

我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社会管理创新要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着手,要着眼于群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多元矛盾解决机制。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效能的发挥,需要有法治保障,才能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困境及对策思考

农村法治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制建设方略,以期加快我国法治进程。     

利益多元化社会的思想共识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利益多元化已成为客观现实。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思想认识,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关键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思想共识。当前影响社会思想共识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改革过程中政策选择偏向及转型时期体制机制的缺失。因此,在构建社会思想共识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核心地位。     

成熟的市民社会－宪政与法治的基石

本文认为 :市民社会和民主宪政与法治精神紧密相联。市民社会培育了宪政文化 ,蕴育了法治精神 ,形成了社会权力 ,消解了国家压力。因此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作者指出 ,中国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是中国难以实现宪政与法治的根本症结。因此 ,中国建立宪政之途和走向法治之路就是培育和形成成熟的市民社会。为了加快中国市民社会的成熟 ,以为宪政与法治铺垫基石 ,文章强调 :应进一步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加强政治民主化和权力监督、推动社会利益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以及推动思想意识和文化的多样化。     

利益纠纷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结构与治理——以一起村民纠纷为例

农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重要的要求。转型时期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分为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群体。在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主要途径即现代法治途径与传统伦理关系方面,不同类型的群体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这种差异性根源在于群体的内在本质性特征。实现农村治理需要以村委会、基层党组织构成的基层组织作为中间环节来弥合三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将在此基础上,逐步贯彻现代法治理念,并使传统伦理与其相互补充。     

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变迁

乡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带来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刻变革和全面变迁，由此揭开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幕，这一社会背景和发展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在乡村民主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农民日常的政治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其深深的变化印迹。市场化本身固有的能够推动社会主体的多元分化、利益需求的整合联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层别类等制度性特征，使得人们的行为和需求越来越关注利益。利益在市场化过程中受到重视，成为人们的行为动力，因此需要对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和保障机制进行制度性的调整和整体性的规范。农村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使得农民的民主思维、政治理念、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等等开始萌芽并逐步稳固化，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乡村社会具体的事务管理和政治运行当中去。面对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的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调整。     

农民利益表达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能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未来走向的变革，是农村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分化与组合。农村社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样化，除考验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对农村利益整合能力外，更直接的，是对现存的农村利益表达机制提出严峻挑战。     

试论警察战术权机制的社会适应性

警察战术权反映了近代市民社会成长及政治国家确立时期，创造性智力成果的利益分配关系亟待法治化调整的需要，其与成熟的法治社会相适应性。当代中国警务在构建创新型社会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警察战术权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既要选择适宜社会稳定的警察战术权机制，也要改善适宜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因而实践中应正确认识警察战术权的私权属性、公法调整及其保护强弱等问题。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机制建设层面入手，建立和完善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民主与法治要求的利益协调机制，这个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保护机制、利益观念导向机制等四个方面，以期社会各阶层利益重新调整分配，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的的利益格局。     

论民法研究的命题、方法和结论

民法学包括实践民法学和理论民法学,前者包括民事立法学和民法解释学,后者包括民法哲学、民法社会学、民法史学和民法地理学。民法哲学是抽象化思维,阐释民法存在的根本问题。民法社会学是现实性思维,解释民法存在的社会基础。民法社会学可以细分为民法经济学、民法政治学和民法文化学。民法史学是纵向思维,揭示民法存在的时间性。民法地理学是横向思维,诠释民法存在的地域性。实践民法学的研究,要顺应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型,要实现民法规范与公法规范的协调,为规范民法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理论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广泛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构建理论模型,预设更多的行为类型,为民法学流派多元化作出贡献。     

公安工作面临的公众信任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社会转型期爆发的社会结构失衡、利益分化加剧、社会价值失范等现象,将公安机关推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公安工作发生公众信任危机的危险系数进一步加大。为了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有效消减公众信任危机的发生,公安机关应当优化警察执法制度、规范警察执法行为、培育公众的综合素养、改善警媒关系。     

罚款规约嬗变及其软治理路径——以甘孜州长须贡玛乡为例

因罚款规约具有的效用、法律执行中的疏漏以及额外因素的考量,致使罚款规约在长须贡玛乡形成恣意、泛化的现状。同时,实践也证明罚款规约的功能是有局限的,面对罚款规约在治理乡村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村规民约合法化,调适和配置好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平衡以实现“软治理”,需要对罚款规约进行必要、合理的矫正。     

民间法视野中的村规民约——以河北省某村的民间调查为个案

村规民约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想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村规民约都起到了维护农村规则之治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村委会制度和村民自治的完善,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村规民约。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村规民约并不属于正统的国家法律体系,只能归入民间法的体系中。在民间法的体系下,村规民约有着其特殊的构成、性质和作用。     

重建国家自主性：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社会转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国家自主性相对社会的自主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问题,从而影响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因而,必须全方位重建国家自主性,以利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嬗变与调适：监狱执法环境与执法维度

良好的执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监狱的执法环境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犯罪构成由相对单一向多样化转变、监狱结构由义务主体向权利主体转变、监管目标由狱内安全向狱外不再重新犯罪转变、狱务公开由封闭性向相对开放性转变。针对监狱执法环境的转型及现实之困惑,应落实完善法律体系、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能力、落实执法责任等调适之...     

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基于武汉市一个城中村的实践调查

城中村在从“村”向“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城中村社会转型与治理需求复杂化是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产生的前提与基础。在原有集体土地产权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治理结构双轨化、治理策略弹性化与治理资源多样化运作,城中村治理呈现如下格局:集体主导的村治结构与社区治理结构并存;综合性治理与专业化治理互动;正式治理资源与非正式治理资源互补。这种集体主导型双轨治理本质上是城乡两种治理要素、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的结合与互动,对于避免基层治理体制僵化、缓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辩证看待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城中村治理中独特的体制资源优势。     

关于完善我国村民自治的法学认识

村民自治在我国已有 2 0多年的发展历史 ,完善村民自治具有现实意义。针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民主选举、四项内容发展、两对关系以及保障机制等问题 ,我们的解决措施是 :明确村民自治中的具体细节 ,修正有关条款并完善保障机制。总的看来 ,完善村民自治 ,不仅有利于农村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政治文明。     

论我国《继承法》遗产范围的重构——兼评杨立新、杨震教授版《〈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遗产范围规制

《继承法》以列举的方式具体规定了遗产范围,这种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经济社会对《继承法》的客观要求。对遗产范围制度的修正,主要应通过采纳遗产概括承受主义,从而将消极财产纳入遗产范围中;采纳不完全遗产制度,以防止继承人恶意逃债;对新型财产性权益、具有人格要素的物、特定法律资格与行为的继承,则应不局限于其法学属性的理论争议,通过立法技术实现对其继承方式的法律规制。这种对《继承法》现代化修正的立法精神本质,是法律主体对因经济基础发生变革而导致的遗产种类多元化、遗产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化的法价值需求的实践活动,是对继承权客体制度本土化移植的体系化修正,从而实现法律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法价值选择。     

论新时代“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

“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强调民族因素在社会治理时空中的展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构成社会治理诸环节“民族在场”的内在逻辑。“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侧重于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价值；在治理结构中，党委统筹整合利益，政府切实维护利益，社会自主交换利益；并通过提升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水平来实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