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使用与中国警察信任——政治兴趣度与主观社会阶层的双重调节机制

移动互联技术的飞速发展推进了社交媒体的普及度,公众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我国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值得被刑事司法领域所关注。基于犯罪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本研究采用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国区数据,探究我国民众的社交媒体使用与警察信任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兴趣度与主观社会阶层对该路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对于我国警察信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治兴趣度越高,社交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的负向影响力越强;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社交媒体使用对警察信任的负向影响力越弱。研究发现旨在解构与理解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政治关注与社会分层对中国警察信任的影响机制,为提高我国民众对警察信任度的政策措施提供循证建议。     

信任二因素与线上线下协商治理效果——基于扎根理论与定量分析的研究

信任是支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伦理观念和社会契约之一,线上线下协商治理效果的差异亦与信任有关。经过应用深度访谈和扎根研究方法对Y政府实施分析,结果表明:信任由信任与不信任两个因素构成,信任二因素均与线上线下协商治理效果有关联。信任与人际关系高度相关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信任的主要呈现方式是关系信任。人与人之间没有社会关系则没有信任,即信任的对立面是没有信任,而不是不信任。不信任与制度、文化和服务质量高度相关。不信任的对立面是没有不信任,而不是信任。应用统计分析发现,信任二因素对提升线上线下协商治理效果水平迥异,但呈现出有章可循的规律。随着信任度的提升,线上线下协商治理效果呈现出"平缓—增大—放缓—平稳"的渐变规律。而不信任度与线上线下协商治理效果存在线性负相关关系。因此,可通过完善信任制度、培育信任文化氛围和提高服务质量来消除居民的不信任,同时建立官民"血浓于水"的关系增强信任度,辅之以线上线下协商治理制度与协商文化建设,进而提升协商治理的回应性、满意度和总效果。     

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现状与研究展望

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环境安全感、 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从 “邻避效应” 的角度分析简

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     

缺失与生成：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分析

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以苏州工业园区农民工犯罪问题为蓝本,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纽带断裂、社会结构解体、公民参与不够、社会信任不足等导致的社会资本缺失,是引发农民工犯罪现状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因素。强化农民工与社会的纽带、稳定社会结构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是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提高社会控制能力、减少和预防农民工犯罪的合理取向。     

论政治信任的结构

政治信任不同于合法性,合法性是对统治正当性的提问,政治信任包括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政府信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信任对象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政治信任是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局部的政治不信任并不会危及政治合法性。信任是基于对过去可靠性的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信任的这种认知特点决定了政治不信任是政治的前提和常态,政治信任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建构信任。     

一种社会的简化机制——信任的内涵与特点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简化机制,信任之于社会就像阳光之于人类,是社会各个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的最基本条件。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有机体各项功能的发挥,越能刺激和谐因素的产生,保持社会的稳定。从中西方的语体环境下分析信任的内涵,从内涵的梳理和界定中把握信任的特点,这对于我们建立并维护信任关系、增加信任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社会信任状况调查的分析与评估

2006年以来,亚洲的社会质量研究者们开始讨论如何建立亚洲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将这一植根于欧洲社会背景的理论介绍和应用于亚洲社会。本次调查就是在这一指标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对当前我国整体的社会信任状况的调查,有助于揭示当代人的观念和社会状况的变化,并据此作出分析和评估。本次研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社会信任状况的认识,寻找加强社会信任度的有效路径。     

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现象评议

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是丰富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益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     

农民工权益的法律维护

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所谓农民工权益,是指农民工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基本权利,及其依法获得的利益。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根本出发点,要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者的劳动权为核心。本文从我国法治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农民工问题,剖析了农民工权益受损的深层次原因,并根据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维权措施。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

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论农民工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构建

农民工利益被损害首先在于其合法的劳动合同利益被侵犯。立法上的不完善、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农民工利益保护组织缺失、社会歧视的存在以及自身法律素质和能力的低下是农民工合同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合同利益保护不仅是一个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多维互动的过程,更需要培育农民工维权组织,加强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法律意识特别是合同意识的培养。     

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法治环境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关键。本文通过对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分析了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中的各种制度障碍，提出了破解这些制度障碍、构建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法治环境的建议，希望对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有所裨益。     

重视和培育良好的农民工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以重庆市为例

培育良好的农民工就业环境,提高其就业能力,保证农民工充分高品质就业是当前我国顺利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化建设关键所在,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本文以重庆为例,通过对就业环境和就业能力的分析并提出相关若干建议.     

论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策略。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因其具有农村人口户籍身份及流动性等特点,使他们居住在城市却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影响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研究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必须考虑到城乡统筹规划,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实行分类保障,取消现有的限制条件,完善配套制度。     

权利空间的拓展——农民迁徙自由的宪法学分析

迁徙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复合性”权利,它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限制迁徙自由为实际内容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隔着人们以自由迁徙的方式完成“地缘的结合”和“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抵牾。迁徙自由体现着对人的价值的宪政关怀,它为农民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其权利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瓦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祛除由此而生的城乡歧视、城乡差别提供着制度上的契机与可能。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迁徙有助于形成政府间竞争博弈的宪政权力结构,有助于形成宪政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只有当农民以具有完善人格和个人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出现并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完整主体时,才能为宪政和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社会转型期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研究

在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下,农民工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转型中的特殊范畴.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跨区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愈来愈多,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合法身份和公平待遇.因此正视农民工目前的处境并给予其相应的国民待遇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任务.     

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Tax compliance behaviour during the crisis: the case of Greek SME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novel survey of 550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Greece regarding their tax compliance behaviour and drawing some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a country facing one of the largest tax gap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We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such behaviour, by integrating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ax compliance. Results suggest that respondents perceive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and of tax institutions, while trust seems to play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 in increasing intended compliance and in deterring strategic tax evasion. We contrast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with the actual reported compliance behaviour of entrepreneurs and analyse how this behaviour is influenced by factors like perceived nature of power of tax authorities (legitimate versus coercive), perceived fairness of the tax system, etc. The strategy currently followed, that is toughening the profile of tax authorities is a viable short-term response to increase enforced tax compliance. The present study, however, has provided evidence on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power and trust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ax compliance, and the link between power and trust in political regulatory strategies. Current policies seem to completely miss that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