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检验分析中禁毒情报的作用与挖掘利用

目前,毒品犯罪不断发展变化,禁毒工作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禁毒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如何突破困境、迎难而上创新性的开展禁毒工作成为当务之急。禁毒工作、情报先行,遏制毒品犯罪的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就得情报先行,而毒品检验分析能为侦破、审理涉毒案件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情报线索。通过转变传统的毒品检验分析观念、突出毒检技术服务实战作用、加强毒检技术队伍建设、切实的保障运行经费,有效挖掘与利用毒品检验分析中的禁毒情报,为禁毒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以有效的开展禁毒工作。     

禁毒:和平年代的一场持久战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支忠于职守的政法队伍,必须直面这一世界性难题,把真实状况告诉民众,按照《禁毒法》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严厉打击、全方位预防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祛除白魔,还民众一片净土。到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颁布实施已经五周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地深入开展的禁毒工作,遏制了毒品快速蔓延的势头,扭转了一些地区毒品危害日趋严重的状况,我国的禁毒斗争取得了     

重庆市毒品犯罪的特点与防治对策探析

毒品犯罪是我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重庆作为西南重镇,长期受“金三角”地区的毒害,毒品犯罪形势严峻.本文通过搜集2003-2014年重庆市毒品犯罪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重庆市毒品犯罪的特点并从控制毒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提出了预防毒品犯罪的对策.     

禁毒工作是一桩“良心活”

近年来,毒品犯罪猖獗。地处苏南的无锡市禁毒工作成效卓著。在"6·26"国际禁毒日行将到来之际,记者走访了无锡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赵志新。记者:手头有一则资料——2012年无锡市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301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385名,查处涉毒违法人员5435名,缴获毒品折合海洛因102.67千克,侦破贩毒百克以上案件45起,千克以上案件     

毒品的管理

近几年来,有关毒品犯罪的案件在我国一直呈上升趋势.司法机关要快速、顺利的办理涉毒案件,除了完备的侦查材料(包括毒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鉴定)外,还必须从收缴、送检到销毁整个过程进行妥善管理.本文旨在对毒品的管理进行探讨.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第119～122条规定:当事人对刑事鉴定结论有质疑,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显然,律师的提前介入,不仅要求技术鉴定准确无误,而且还要求在办案过程中,尽量减少管理上的漏洞.     

违法违禁使用的芬特明属于毒品

芬特明作为一种精神药品,其本身并不是毒品,但是,违法违禁使用的芬特明便具有了毒品的实质特征,即依赖性、危害性、违法性,属于毒品。同时,我国法律相关条文只规定了常见毒品的量刑数量,因此需要将芬特明折算成海洛因或者其他有明确量刑数量的毒品来确定量刑标准。     

应当完善惩治新型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逐渐增多,但由于立法不足导致对新型毒品的查处和打击不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新型毒品和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界定不明确。刑法和禁毒法规定了我国毒品的主要种类及毒品的特征,但对毒品的范围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制,而是以兜底立法的方式处理。     

制造新型毒品犯罪的变化与打击对策探讨

近年来，我国制造新型毒品的违法犯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蔓延，制造新型毒品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成为这类犯罪的首选。在打击制造新型毒品犯罪活动的十多年中．制造新型毒品犯罪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制毒技术、制毒地点选取、制毒规模、制毒原料等发生着悄然变化，这些标志着新型毒品制造技术得到了提高。面对新的变化，缉毒理念需与时俱进、立案时应进行财富调查、办案时应追缴毒资、擒贼须擒王的同时还要竭力抓获制毒师傅、实施案件倒查查清易制毒化学品的来源。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2003''广州地区打击毒品犯罪的回顾与思考

现阶段,广州渐已成为跨国(境)贩毒的重要转运站、省内外毒品的主要集散地、毒品违法犯罪方式的辐射中心和国内毒品较大的地下消费市场。广州地区毒品犯罪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国际的、国内,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等因素交织的结果。公安机关缉毒部门在工作中,应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缉毒队伍向专业化、高素质化的方向发展,拓宽毒品犯罪情报信息来源渠道,阵地控制向规范、高效方向发展,用高科技手段侦查、取证,充分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毒品案件侦查手段,加大对毒品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拓展缉毒的警务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努力开创缉毒工作的新局面。     

新型毒品滥用与反社会人格——一个犯罪心理学的透视

如果从犯罪心理学的视角,分析新型毒品滥用群体的人格特征,结合考察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之间的区别,则不难发现,新型毒品的心理依赖性背后,事实上反应了吸毒者群体中一种共性人格特征;而这种共性人格特征实际又与反社会人格障碍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深层原因,在于新型毒品对于反社会人格障碍者而言,是一种释放自身被规范所压抑的人格的最具吸引力,且最少责任的媒介。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矫治新型毒品滥用者的新思路。     

完善毒品犯罪打击系统的对策建议——以四川省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为样本北大核心

近年来,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及其占刑事案件的比例在各地普遍呈上升趋势,面对当前毒品犯罪惩治的严峻形势,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了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专项调研活动,针对实践中各地毒情形势和当前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中的问题与困难,提出了检察机关加强毒品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对策建议。     

祖国大陆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毒品犯罪立法比较

科学而严密的刑法规范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分析,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之所长,是进一步完善祖国大陆地区法律规范的重要途径。我国台湾地区在防制毒品犯罪方面有着比祖国大陆地区更长的历史,其立法经验也显得更为成熟。我国台湾地区将毒品依其成瘾性、滥用性及对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分级,对不同级别的毒品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分别设置轻重不同的刑罚,将制造、贩卖、运输、持有专供制造或施用毒品器具的行为、转让毒品行为、服毒驾驶行为等予以犯罪化,其刑罚规范具有明确化特点。这些立法经验,都是值得祖国大陆借鉴的。     

我国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与防治对策(下)

我国现阶段毒品犯罪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毒品犯罪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的同时,呈现出犯罪数量居高不下且逐年增长的态势,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快速增长。在毒品犯罪的实施者中,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女性和青少年毒品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同时,毒品犯罪的手段和方式隐蔽性较强。就我国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而言,其高发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还会呈现出其它新的发展特点。为此,必须切实贯彻《禁毒法》确定的禁毒方针,从阻击境外毒品流入、萎缩国内毒品消费市场等方面入手,有效防治我国毒品犯罪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     

亚洲国家犯罪趋势和预防犯罪的策略

<正> 引言这个调查涉及亚洲、远东地区的十五个国家:阿富汗、孟加拉、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日本、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列宾、大韩民国、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这些国家都正式派出官员参加本所举办的国际研究班,学习、讨论了有关课程。因此,在犯罪问题的许多方面,他们提供了虽不充分却是有益的资料,拜提供了各国对犯罪问题的种种对策。据估计,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在一九七三年为十一亿五千零六十万人,超过世界人口的     

青少年滥用新型毒品与吸食海洛因的比较研究——基于T市的实证调查

基于对T市970名青少年吸毒人员的问卷调查和43例个案访谈,从人口特征、行为模式、社会身份与关系网络等方面对青少年滥用新型毒品和吸食海洛因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调查显示,两类吸毒人员构成在总体上呈现出男性多、未婚者多、社会闲散人员多等＂三多＂特点。与滥用新型毒品的青少年相比,海洛因吸食者的年龄结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低;吸食者的成瘾性较高;其朋友圈子较小,人际关系网络相对脆弱。     

犯罪与风险——风险社会视野下的犯罪治理

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全球治理视野下国际投资法治的困境与变革

国际投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亟待加强,以促进国际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投资秩序、推动全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当前,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以双边和区域安排为主导,缺乏多边统筹,不成体系,导致投资法治的功能缺失,滞约了国际投资发展。与此同时,国际投资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投资条约内容的趋同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为国际投资法治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为此,我们应创新国际投资法治变革的路径,以多边投资实体规则为国际投资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推动国际投资法治的变革。     

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理念与路径

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有诸多经验和教训,如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有利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应以本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为依归,而不能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中国应注意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避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些规则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桎梏。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应当秉持“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可以通过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等方式,以推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