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民族文化论析——以播州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播州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一隅,其土司制度的推行对播州社会的发展,包括其民族政治形态的演化、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多元化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崖土司文化研究献疑——基于民俗信仰的视角

基于民俗信仰的视角对唐崖土司遗址进行文化研究,有五个值得探究的文化疑点:从谱学中世代间的时间合理性来看,唐崖覃氏不可能是蒙古遗裔,正史、地方志及民间传说也都未曾提及唐崖覃氏是蒙古遗裔;田氏夫人墓的位置布局体现了田氏牺牲小我的担当精神,寓意后世昌盛,唐崖土司田氏夫人墓要成为"万古隹城";玉皇大帝是恩施民间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天神,"玉皇庙"是基于覃氏此类信仰所建,并不是为了破坏唐崖土司城之风水所建;唐崖土司城遗址的"井"数与民间信仰的文化参数无关,而是适应人们生活的自然产物。     

印江土家族书法家与“印江书法之乡”

印江自治县作为僻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其书法艺术的兴盛，有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和时代背景，历代当地土家族书法家的成就和影响进一步推动了印江作为书法之乡的形成和发展。     

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

江西的农村人口中有约150万特困人口。一直以来，各级政府始终关心着这部分群众的生活，每年都在有限的财力中拨出一部分，帮困、济贫、救难。事实上，这些困难群体中，除了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除了因大病致贫的家庭，还有相当一部分具备劳动能力，他们往往是苦于缺乏信息和技术，只得囿于原始传统的小农耕作，故而增收无门。对这种情况，单纯的“输血”何如帮助其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土家族与苗族婚俗之比较研究

土家族和苗族由于历史渊源、地域分布不同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婚姻习俗,折射出两族人民对于爱情和婚姻与众不同的看法。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土家族和苗族的婚姻习俗,从总体上对女性在两族婚姻习俗中的地位进行论述比较。     

论湘西土家族的生命意识

湘西土家族生命意识强烈,一是表现在重视生命,热爱生活,二是不仅重生,而且歌死。它体现了湘西文化的自然精神,表现为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死观,是楚文化的基因的传承和弘扬。     

论中国土司制度与西方殖民活动的区别

中国土司制度与西方列强所从事的海外殖民活动具有本质的区别,两者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相似性。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为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维系边疆的稳定,以及促进内地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各种文化事项交往,因俗、因地而建构的一套职官体制。它是中国传统行政体制在元、明、清三代的具体体现,是王朝职官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依法执行土司制度纯属中国的内政。然而,西方殖民活动则是工业革命之后,为了向海外掠取资源、垄断市场而采取的移民垦殖活动,是凭借坚船利炮,强制进入非西方地区的侵略行径。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以及昔日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致力于摆脱西方列强控制的今天,将土司制度与西方列强所从事的海外殖民活动做简单的类比,乃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一种自我解嘲。其目的在于,为国外的反华势力制造借口。为此,中国学人理当做出必要的回应,澄清这两者间的本质区别,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和谐和发展。     

论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变迁

土家族服饰在土家社会制度的更迭、强势文化的渗透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从款式、面料质地、制作以及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变迁趋势更加现代化、流行化。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传统土家族服饰在其变迁过程中,民族文化内涵却在逐步淡化。     

论土家族哭嫁歌的孝道内涵

土家族哭嫁歌中蕴涵着丰富的孝亲内涵,它是出嫁女子要求孝敬自己双亲的真实反映,也是新娘的家人对她孝敬公婆的婚前教育。在以哭为喜,以哭定才德的心理下,哭也是出嫁女子对父母尽孝的一种表现。     

土司的世外桃源 今世的鱼木寨传说

鱼木寨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的利川市以北,是一座屹立于绝壁孤峰上的土司城堡。鱼木寨靠近川楚大通道的峡江地区,过去属四川,1955年划归湖北。这是一座用木头与石头筑成的孤城,寨内有石碑无数,所有的建筑都是用木头搭建的。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依然顽强地驻守在这一片地势险峻的土地上。这里的居民大多都是土家族,因此,鱼木寨又保存着完整的土家族的生活,饮食,婚嫁,建筑习     

以文化之：明朝对湖广土司的文化涵育及其影响

明朝廷对湖广土司的管理非常注重依靠文化的影响作用,达到以文化之的目的。其方式和内容主要是令土司子弟入学,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和命令土司参加各种重大典礼,在典礼上使土司接受礼仪熏陶。当土司履行征调等义务时,明廷又会通过奖励或惩罚等措施在土司心中置入“忠勇”等观念。这些文化涵育措施对湖广土司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土司广泛结交汉族知识分子,与之展开文化交流,一些土司的汉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表现出一种从地方霸主向“士绅化”转变的倾向,他们与朝廷的联系不断紧密,对中央朝廷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增强。     

论土家族文化中的凤凰意象——以鄂西土家族民居、婚恋、丧葬、工艺文化为例

凤凰被视为包括土家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象征之一,是真善美和吉祥如意的化身。民居文化、婚恋文化、丧葬文化、工艺文化中的凤凰意象,是鄂西土家族崇凤的表现。     

论土家族哭嫁习俗的教育学意蕴

哭嫁习俗以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内容凸显出土家族女性智慧。从教育人类学视角来看,哭嫁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意蕴,其关系互动的过程体现出教育有序化之特色,并在彰显教育自觉性的同时,担负着个体社会化和民族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功能。哭嫁作为非制度化教育形式,对如何实施制度化教育、学校教育发展以及学校课程设置等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论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

明代贵州水西安氏土司战争与民族关系是各方面的互动与和谐、冲突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结果。当民族权利不平衡、民族利益不公平、民族发展不均等时,就导致土司战争的发生。不同类型的战争体现了水西土司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与周边土司的关系、与辖区百姓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就必须处理好民族权利的平衡、民族利益的公平、民族发展的均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土家族民居建造习俗与禁忌初探——以湖北官店镇雄风山土家族为例

土家族民居建筑是该民族重要的文化载体,在永恒的变迁过程中,土家族的风俗习惯、传统教育、礼仪禁忌等文化因子都深深地植入其中,建造过程中礼俗禁忌之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本文拟从雄凤山土家族村寨民居建筑建造禁忌视角进行剖析,试图挖掘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内涵。     

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五个阶段

土家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其优秀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经历和正在经历四个阶段:自由自发的民间和精英保护与传承阶段、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保护与传承阶段、立法保护,并进入政府议题和工作日程阶段、进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体系阶段。只有通过第四个阶段的一个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并达到:政府主导给力,法制保障完善,经济文化协调;民众自觉意识,全民自觉行动的阶段。这才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想时期。     

“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我国西南地区普遍推行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基本内涵是用当地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各级、各类土官,如土司、土职、土弁等。在土司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朝廷又多次执行"改土归流",以至于此前有的学者将土官与流官视为截然两分的行政机构,甚至将土司视为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化外"酋邦。然而,仔细排比元、明、清三代史志的相关资料后却不难发现,即令是在执行土司制度的地区,朝廷任命的流官始终在土司衙门中任职。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其后裔还可以在当地充任各级土职,与流官一道治理当地各少数民族,有的土司甚至还能以土司的身份因功受奖,未经科举考试而直接充任高级流官。这些事实的客观存在足以表明,土司与流官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都是朝廷职官制度中的两个有机构成部分。其间不仅可以并存,还可以互换,而且还能够相互制衡、互为补充,因而"土流并治"理当是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