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影响变量与应用限度

参与式治理是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的应用与实践。参与式治理是普通民众对政府公共决策和执行过程的直接参与,有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增强合法性与公信力;普通民众参与公共治理影响决策与资源分配,同时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参与式治理通过公民参与获得治理优化。参与式治理受到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有其应用限度,最合适的舞台在地方,从参与式预算到社区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方面。各地的参与式治理实践获得明显成效。参与式治理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推动未来的参与式治理的深入发展。     

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伴随云计算、物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人类社会跨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不仅使人们生活在变得越来越便利、智慧的,而且也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新机遇。本文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大数据概念,论证了大数据给国家治理在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决策过程以及提高服务效率方面带来了新契机,并提出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体措施。     

城市居民公共参与的中观考察:以上海X区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公共参与是社会各种群体和组织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参与政府管理和公共治理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公共参与的有序化、高效化和制度化;而公共参与机制的完善,也必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本文基于上海X区社会实践中公共参与活动的中观考察,分析多元主体下实现社会良善治理、通过协商达致最大共识的途径和方式。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的经验研究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基本是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于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研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更加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经济特别是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影响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并对之后的治理模式持续产生影响。     

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治理的行为模式分析:一个环境领域的多案例比较

在知识经济时代,专家学者及其组织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关于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治理的行为模式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为此,有必要首先从理论层面提出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治理的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进而通过分析20个环境领域的案例对此分析框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治理的主要行为模式可分为七种,不同行为模式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组织领导、社会运动与公共表达三种模式作用效果最好,决策咨询与代理介入模式作用效果一般,学术研究模式难以对公共事务产生直接影响,冷漠旁观模式则不能发挥作用。(2)专家学者的行为模式选择受到公共问题的属性、专家学者的自身因素、其他介入主体的行为以及相关制度安排四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据此,可建立起与影响因素关联的行为模式选择模型。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工会参与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组织载体,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工会是我国重要的群团组织,在党政主导、多元构成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对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工会要着力从四个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组织动员职工,促进经济发展;有序利益表达,维持政治稳定;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参与公共治理,推动政府善治。     

公共管理创新视角下的我国非政府组织研究

公共管理只有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公共管理创新要求转变公共治理模式,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实现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互动。非政府纽织在公共管理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为此应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培育社会公共意识和服务精神,以此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更好地推动公共管理创新。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与契合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路径来实现国家治理,与该国的治理理念、治理传统、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等密切相关。创新型国家要求国家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要求是通过复合化治理手段实现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呈现出高度互动与契合。社会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民主政治为社会治理创新打通了参与渠道,依法治国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社会治理创新又和谐统一于党的领导和对共同价值的追求。     

大陆地区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而地方治理理念及分权化的制度设计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地方治理是公民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内容。地方治理的发展水平及治理能力和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需要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     

从单向线性到迭代闭环：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体系构建

重大公共决策因其涉及多元主体利益关系而面临更加复杂的风险因素,网络舆情更是成为重大公共决策不可忽视的治理场域,对风险治理手段有着更高的要求。数据驱动下的信息技术是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的重要工具集,并融合专家参与,成为全媒体时代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有效方式。通过分析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研判单向线性机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专家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迭代闭环式舆情风险研判系统,能够从革新现代化治理技术、吸引专家全程参与、加强制度建设、构建良性互动机制等几个维度推进重大公共决策网络舆情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中公共传播体系的治理能力——以“共识”形成机制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危机预警、化解、修复的过程中贯穿着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在公共治理视域下，不同参与者之间信息整合带来的“共识”程度越高，就越有益于突发公共危机的应对。危机治理的不同主体倾向不同的传播媒体，构成“公共传播体系”,在运行中发挥着“知识”“观点”和“诉求”的治理功能，影响着治理“共识”的最终形成。从我国既往的应急管理实践来看，公共传播体系尚存在诸多矛盾冲突，在不同阶段和层次上影响到“共识”的形成，也影响到突发公共危机应对的全过程。因此，以治理逻辑和传播逻辑耦合为起点，构筑“互补和互动”的机制，优化“知识”“观点”和“诉求”信息系统之间的兼容功能，即优化“共识”的形成机制，是推动我国应急管理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向度。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力 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公共文化服务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必备要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力不断提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但也存在着诸如公共文化建设合力不够、供给不足、制度不健全、人才匮乏等问题。加快公共文化供给改革,创新服务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力,更好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国家治理以多主体、多领域、多手段为特点,将广阔的公共领域纳入其作用范围内,为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切入点。不仅"合作共治"对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民提出了新的要求,公民也需要认同国家治理的合理合法性并对其进行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便在这一互动环节中成为国家赋予公民公共权力的前置性环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引导公民进行思想转变,梳理人的各种"关系",发挥育人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具备一定公共参与素质和能力的合格现代公民,进而保障社会的良序运行。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广州市为例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给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带来重要机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提升精细化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等,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大数据治理理念缺乏、大数据安全存在风险、大数据技术和数据技术人才匮乏。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增强政府治理的能力和效果,必须大量配备专门的大数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