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政策执行过程的初步研究--史密斯模型的一个解释

中国青年政策执行过程中"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存在着互动关系,而造成青年政策执行现状的本质原因是利益互动,要改善青年政策的系统环境,最根本的是要从利益的角度分析,在四个方面分别采取对策.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纠正政策执行偏差的新思路——政策驱动机制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显然预防优于治理。当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的偏差、失效等问题,通过政策本身构造的制度环境,利用利益驱动和利益阻断形成的政策驱动机制,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系,可以有效阻止政策执行可能的偏差,保证政策顺利执行。     

关于加快完善和推进成都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思考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基层医疗服务模式,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最经济,最适宜"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我国的实施过程中,很多地区探索出了有益的经验和成效,但总的来说还是存在签约率、服务效果和健康管理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文章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涵、作用以及影响签约服务的典型制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梳理,聚焦成都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从服务质量、服务范围、人才供给、激励机制、服务手段、社会影响、组织保障、考核机制等方面完善和推进成都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对策建议。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异地高考政策,是我国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是实现该项政策落实目标的核心与关键,但是该项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众多,使得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困境。从政策制定的视域出发,梳理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文本,运用史密斯模型梳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困境。最后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层面为异地高考政策的完善与改进提供助力。     

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因素分析——基于史密斯模型的思考

保障性住房政策是一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需要地方政府的有效贯彻执行。史密斯模型认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执行环境四个方面。政策本身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首要因素,执行机构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根本性因素,目标群体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内在动因,环境因素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外部条件。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偏差现象,会导致社会管理的无序或失控。公共政策拙行偏差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象征性政策执行、附加性政策执行、替换性政策执行、选择性政策执行、机械胜政策执行等。对于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可以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政策自身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滇黔桂边民族地区重大水资源开发移民政策执行的思考

从政策科学角度分析来看,滇黔桂边民族地区重大水资源开发移民政策执行效果显著,当地库区移民工作总体平稳有序,但也存在政策执行有偏差,执行力度不足等问题。要提高水库移民政策的执行效果必须提高移民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大水库移民政策宣传力度,推动移民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寻找整合之路:且从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述评起始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对于良好的政策执行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诉求。为与之回应,本文适时开展国内外政策执行相关理论成果之综述,并从三个角度做出了评价与展望:即目标定位方面,国内研究面向整合路径的理论创制与开拓尚需加强;要素选择方面,聚焦目标群体的理论探讨仍然存在较大进展空间;话语体系方面,对于多学科知识语境应该主动靠近大胆借鉴。通过文献工作之述评,对于扎实相关研究基础厘清研究进路,助力我国政策执行研究水平有效提升,不失为一项紧要而务实的议题。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分析——基于政策网络视角

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问题,以政策网络为视角的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各主体的行为选择所构成的偏差是由互动规则、认知与利益博弈选择偏差所构成;其作用机制是政府不同层级的部门与社会组织在执行政策时,发生互动规则转换和利益认知差异而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拓展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与实践,进一步优化政府、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等行动主体及其行为对于政策执行的协同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大协同监管能力,以减少政策执行偏差。     

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一个政策议程嵌套的解释框架

通过借鉴经典政策议程设置理论,本文对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框架"目标群体命题"做了进一步理论扩展和实践应用。研究认为,从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迈向最终公共政策的过程,需要从目标群体属性、制度环境、行动者及其话语策略来探寻政策议程转化的理论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中不同的行动者基于一定的制度环境,通过运用各种话语策略将自己赋予目标群体的理念进行包装与推销,在形成主导性话语优势和"社会意义"的基础之上,使得与目标群体相关的社会问题能够成功地引起决策者的注意,纳入政府议程,最终实现"观念"的制度化。以9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农民工管理政策变迁的考察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从"负面"到"正面"的社会建构是如何不断地渗透、形塑、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命运安排。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往单纯基于社会事实论而形成的政策科学理论需要进一步重新予以审视和反思,否则,社会建构所承载的意义象征和符号形式将会作为"政策不平等"的起源,支配着现实生活的不公。     

行动者转译偏差：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以S市托育政策执行为例

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本研究针对政策困境提出政策"困局"的概念,重点强调横向协调失败所造成的政策执行困境,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解析。通过构建"行动者转译偏差"的分析框架,遵循"政策文本—行动者网络构建—行动者转译—政策结果"的思维模式,对政策"困局"的形成机制进行解析。研究发现,政策行动者根据政策文本的需要而进行行动者网络构建,并对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转译。在理想化的转译中,网络中的行动者能够通过"强制通行点"达到政策实施的理想化目标,形成执行的理想化局面,导致理想化的政策结果。但由于现实中行动者内部的文本高压和目标替代、行动者外部的场域影响与认知偏差、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与讨价还价这些"阻碍机制"的影响,使得政策行动者无法达成理想化转译的"强制通行点"而走向离散的执行网络结构,从而最终陷于"转译偏差"的政策困局。本文运用田野观察以及实地访谈的方法,对S市"1+2"托育政策执行进行调研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行动者转译偏差的执行困局。     

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逻辑——基于制度环境三维度理论框架的分析

政策执行会出现阻滞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已有研究大多从政策特性、政府官员能力和素质,尤其是从基层自由裁量、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等视角研究政策执行阻滞,却很少从制度环境视角系统地研究制度对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影响与塑造。本文借鉴制度环境三维度理论框架,旨在从制度环境视角更整体地揭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面对的是由规制、规范以及认知诸维度所构成的复杂制度环境,而且在不同制度维度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生成逻辑。更重要的是,研究表明各制度维度对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生成的影响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在相互结合影响下为其提供稳定且重复再生的生成环境,并由此促成公共文化政策执行阻滞固化。     

政策执行变异的诸因素探析

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政策执行变异的主要表现形态有政策棚架、政策截留、政策附加、政策替换等。出现执行变异的根源主要有政策本身、人为因素、政策环境、制度因素等几方面。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困境及破除策略——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分析视角

扶贫政策执行领域下形式主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成效。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对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困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形式主义的主要原因有:逐级发包制下的扶贫政策自身存在限制性;政策执行存在"维稳"及"留痕"倾向;政策受众群体消极、被动参与以及"半熟人"社会环境下产生丧失内生秩序能力及主体感的分散型村庄等因素。要破除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困境,必须建立扶贫政策信息纵向传递共享机制,连接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加强村级组织权力行使规范化,在扶贫政策评估中注重"民心留痕";提高政策受众群体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培育基层民主,加强群众监督作用等。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论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及其创新——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学理分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循环中的关键阶段,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而政策执行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选择和设计有效的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环节的政策宣传,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政策宣传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引导性工具和劝诫性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工具、手段和方法,具有政策信息传播功能、政策行动引导功能和政策行为劝诫功能。同时,政策宣传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政策工具,其对于目标群体的影响力又有着现实限度。因此,新时期我国的政策宣传应随着其政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包括：更新宣传理念、改进宣传方式、创新宣传体制、优化宣传环境以及提升宣传效果。     

西部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陕南的实地调查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农村贫困人口是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搬迁政策执行状况事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绩效。调查发现,移民搬迁政策在实践中存在"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四移四不移"以及"背皮"搬迁等执行偏差现象。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成效,既要关注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负面影响,也要不断提升政策的执行力。     

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分析——以燃油税改革为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博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得出出现政策执行困局是因为在中央与地方博弈过程中形成了"不执行,不惩罚"或"不执行,惩罚"两种博弈均衡;结合制度环境和相关制度安排进一步分析燃油税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行为出现的原因;根据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对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