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以及规则竞争加剧等复杂而严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识并激发新的合作动力。以G20杭州峰会为标志,中国已经确立了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方向,正强化内外统筹、机制建设和智力支撑。未来中国要进一步结合自身发展转型的优先领域和节奏步骤,以G20和地区机制建设同步推进为抓手,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有效。     

全球数字治理的多元挑战与中国对策研究

有效的数字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新型经济全球化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全球性跨境运营模式、各类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与传统治理相比,全球数字治理难度增大。从经济、技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层面来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多元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不断扩大,领先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规范和标准之争加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和破坏性技术的社会影响加深等。面对上述挑战,中国作为倡导者和先行者,应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制。中国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合作,实现数字治理与国内发展战略的深度融合。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变化既为中国的参与带来了新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机遇主要来自全球治理理念的多元化、治理规则的新发展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总体增强。与此同时,阻碍性力量有所加大、支撑性平台作用有限、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等使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约束增加。为了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中国"共商、共建、共享"治理理念的影响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需在机构平台建设、议题设置及构筑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防护网络方面加大投入。     

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中国策略

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发力

2015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展开,大幅推进.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外交理念丰富深化,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全球治理方面精彩纷呈,成效显著,为维护战后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方面也面临新考验.随着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与中国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急剧扩散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使得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本文探讨了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深层次结构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领域可能造成的冲击,认为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关系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化进程可能呈现出现碎片化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且内容更加广域化,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重构进程将有所加快并更加注重安全因素。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应采取更加系统的应对措施,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重心应该从“保增长”调整为“保就业”,并努力确保外向型产业链稳定;中长期应该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和积极推进国际经济协调。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竞争单方取胜的经济全球化运行逻辑,建构单方面契合西方国家利益偏好的统一规则治理模式。当前,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亟待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事实基础,顺应发展导向与实践理性相互加强的理论逻辑,践行"发展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运行逻辑,塑造以包容性发展机制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对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遵循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从应急机制到合作平台G20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机制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的严峻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新国际合作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G20机制为基础的全球协调应对的成功经验表明，全球经济治理应当超越旧的框架，去探寻新的模式。从首次召开G20峰会到被宣布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仅仅经历了一年时间，这固然体现了G20峰会在全球协调应对金融危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它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被匆忙机制化的，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只有扎实推进G20的机制化建设，才能确保它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也成为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本文立足中国视角,探讨全球治理面临的新环境与新问题,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并着重阐述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视角与新定位。     

当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困境及应对之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由此拉开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序幕。然而,受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的影响,G20自身的机制化困境也日益显现,成为其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的重要制约因素。G20给崛起的中国提供了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和平转型的抓手,中国应当充分利用2016年作为G20主办国的机会,努力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为和平发展事业创造有利条件。     

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语境下的海合会

尽管存在矛盾与冲突,但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逐渐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良好借鉴。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