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路径——基于乡村精英参与的视角

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中,贫困主体、扶贫主体和扶贫机制的局限性制约着扶贫效用的发挥。多元乡村精英在优化民族地区的扶贫成效中具有特殊优势,基于乡村精英参与的视角,以多元乡村精英为分析主线,是探究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路径的重要途径。因此,政治精英要致力完善组织领导和精准识别机制、经济精英要全力发挥模范带动和精准帮扶功能、社会精英要尽力从事思想动员与教育培训工作,以此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路径选择——基于发生学方法视角的分析

我国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基本体现了法治→党治→自治→善治→机制的路径选择。这种路径选择过程是复杂和艰辛的,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要素交织其间,纵横碰撞激发而成的。要在新一轮社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发展中减少失误和损失,应积极借鉴和吸收发生学方法中的构建—发生理论,既鼓励外部推动、又培养内部自发,在内外兼修的路径选择下,实现社团参与社会治理体制的软着陆和可持续发展。     

浅析公民参与地方人大立法的理论依据——基于参与民主理论的视角

参与民主理论和实践强调加强民主政治的人民性与参与性。在我国,公民参与地方人大立法还有着深厚的政治学与法学理论基础。作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民主实现形式,公民参与立法是参与民主的内在要求,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司法公正与群众参与：陪审制度的理论分析

基于保障司法民主和公正的需要 ,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十分重视普通公民对诉讼的参与 ,陪审制度即是诉讼参与原则的具体表现。本文从考察司法公正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出发 ,分析了陪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和诉讼价值 ,阐述了陪审制度及参与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贯彻实施的现状和不足 ,提出了完善我国陪审制度的若干建议     

论提高劳动报酬的理论基础——基于古典经济学视角

提高劳动报酬是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厘清资本与劳动、工资与利润的关系是消除对劳动报酬问题误解的关键,劳动报酬低落的原因是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技术进步、竞争和产业发展是影响劳动报酬的重要因素。营造自由平等的市场环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以及培育大量中产阶级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有效途径。     

社会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基于新公共行政视角下的分析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政府在面对当今我国社会各种不公平的现状时,政府应积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充分发挥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诉源治理下法院的定位及参与路径——基于功能主义视角

作为“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诉源治理是目前法院实现源头解纷的方向,但实践中出现有损法官中立地位、架空立案登记制度等异化风险。用功能分析视角分析法院在诉源治理下的正功能和反功能、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发现以法院为主导的诉源治理不利于法治发展,有损法律权威。法院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纠纷解决功能可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替代,而其裁判功能为不可替代功能。通过加强法院与多元解纷机制的互动、实现司法工作在社会网格的嵌入、建设法院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运用案例指导制度等路径,实现社会纠纷的源头解决。     

工业领域中参与的可欲与可能——基于佩特曼民主理论的阐释

佩特曼认为,工业领域中参与的根本内涵就是赋予普通工人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力。在各种非政府权威结构中,工业领域具有关键的地位,工业领域中的公民参与对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培养也具有独特的意义。推动工业领域中的公民参与,应以工业领域中较低层次的参与为基础,推动工业领域中高层次参与的发展,以民主化为方向修正工业领域中的权威结构。     

党际协商发展空间与路径选择——基于话语民主理论视角

民主党派通过政治话语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和多元治理结构,其话语协商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公共权利议题的讨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理论所强调的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程序性、协商、平等、宽容与包容等公民意识,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民主政治模式提供了新路径。党际协商要积极发挥自身的话语力量,努力提升参政议政话语质量,发挥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持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让协商民主在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张力及其弥合——基于协商系统理论的分析

在民主理论中,精英民主有助于解决民主决策的效率问题,但往往陷入对大众的回应性困境;参与式民主重提大众直接参与的价值,却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立足于弥合精英和大众参与之间的张力,协商系统理论提供了协商民主新思路。协商系统理论以包容、依赖和分工为核心要义,不但包容了封闭的精英协商,形成了精英权威的技术统治模型,而且通过精英与大众相互依赖的互动机制,形成了精英权威的民主模型。在此基础上,协商系统通过双轨制协商以及目标议题——手段分工两条路径实现精英与大众的关联,弥合了两者之间的张力。     

政府与基金会合作治理的过程分析与路径优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政府与基金会在疫情不同阶段的合作治理表明,基金会在合作治理中逐步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但又始终融入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之中,由此确保了合作治理的有序扩展。合作治理取得突出成效,但也存在职责边界比较模糊、联动机制有待加强、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面对新时代政社合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要从主体、路径和目标多个维度对政府与基金会的合作治理进行优化,即在主体维度上强化合作共建,在路径维度上优化合作共治,在目标维度上深化合作共享。     

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政策过程的决策途径:理论基础、演进过程与未来展望

复杂的政策世界需要模型化探索,它可以帮助人类简化认知,提供启示法,从而提高政策制定水平和改进政策质量。决策途径提供了一种看待政策过程的视角,理性决策模型是理解政策过程的基准理论,它强调用偏好、备选方案、预期结果和选择来指导政策实践。一旦理性决策模型不能够很好地解释政策过程中的事实时,学者们通过挑战它而提出了替代性的多样化决策模型,渐进主义模型、垃圾桶模型、适应性模型和混和扫描模型等是其典型代表。而另外一些学者在对理性决策模型辩护中,发展了具有独特政策话语和身份特征的阶段论,将政策过程划分为议程设定、政策形成、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五个阶段。后来的学者因为不满意阶段论的理论解释力,在寻找更好的理论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具有鲜明决策特色的综合性过程理论,多源流框架、间断-均衡理论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模型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是真、善、美,真是科学,善是正义,美是艺术。基于决策途径发展的政策过程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真、善、美的平衡,只要通过借鉴其他视角的知识和更好地与情景结合,仍然是有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从决策途径来反思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从纵向时空和横向比较出发理解理论发展之路,对于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策过程理论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个人参与政治团体的动机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团体动员存在着一些限制性约束条件,导致政治团体动员陷入逻辑困境,但现实中却又存在着大量的政治团体,公共选择理论分别从公民的角度与政治企业家的角度对个人参与政治团体的动机进行了理由阐释。     

网络谣言传播的理论基础和因素——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网络谣言是经过网络媒介产生或散布的谣言。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有奥尔波特谣言传播机制理论、费斯廷格认知失调理论和社会心理学集群行为理论。影响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因素涉及宣泄心理、应激心理、虚荣心理、选择心理、从众心理等方面。     

农村基层组织优化问题研究——基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

乡镇党委政府、村党支部、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主体,构成了现有的农村民主治理结构,但同时也存在着民主选举受干扰、组织间关系不清晰、功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以农户行为动机为基础,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出发研究,发现出现问题的原因是现有机制存在着激励不兼容,如激励村民参与选举的因素和约束参选者公平竞选的因素失灵,激励村干部不当利用权力的因素增多而权力约束机制失灵,激励村干部配合乡镇党委政府工作的因素增多而维护农民利益的因素弱化,村两委职能重叠等。因此,农村基层组织优化应从重建村民会议、成立村务工作小组、建立农村公务员、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加强党建工作强化核心领导地位五方面入手。     

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的路径优化研究——基于移民治理视角

归化外籍运动员从本质上考察,乃是基于国家利益接纳跨国流动的技术移民,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向国际体育竞技比赛延伸的产物。在北京冬奥会上,我国外籍运动员归化工作取得显著成绩,预示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比国际上的全面吸纳型、综合施策型、重点突破型归化模式,我国现有的归化模式尚存在归化前的准入条件过严、归化中的程序技术滞后和归化后的社会融合不畅等突出问题,亟需从法律完善、操作规范和社会保障等层面因情施策,推动外籍运动员归化工作走上法治化、规范化、社会化轨道,更好建设世界体育强国。     

社区民间组织成长中的精英捕获：问题与对策——以社会管理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呈现外生型特征，由此导致的精英辅获现象给社区发展带来很多困难：精英的过度活跃制约了民间组织成员的参与、日益明显的官僚化现象、外力干预民间组织精英的产生与影响精英决策等。根据社区治理理论，以及国外的经验，克服精英捕获的有效做法是：发掘社区公民社会发育的内生性动力源泉、促进社区参与以提高公共生活质量、拓展民间组织的功能结构以促进自主性的成长、回归民间组织的治理机制、加强对社区精英的监督与制约等。     

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创新路径探析——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创新成为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治理理论倡导多元、民主与合作的公共行政，在公共管理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治理理论的视角下，应该从决策理念、决策主体、决策组织、决策方式和决策监督等方面探索对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的创新。     

制度失衡与优化：进城务工女性政治参与的困境及破解路径

进城务工女性融入城镇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中之重,其政治参与既是融入城镇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城镇融入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前进城务工女性游弋在政治体制之外,成为远离权力的边缘人。究其根源在于现有制度安排的失衡,政治资源在城乡、男女公民之间分布不均匀,进城务工女性政治参与成本过高。基于此,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制度建设主流,推进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构建支持政治参与的行动系统,实现政治权力领域中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