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权利保护新趋势——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2011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简称新儿纲）。它规定了中国政府儿童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举措，从儿童的健康、教育、福利、社会环境和法律保护五个领域提出了到2020年儿童发展应达到的目标，即：完善覆盖城乡儿童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开展社区儿童保护项目推动新儿纲相关目标的实现

201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2011—2020年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简称新两纲），召丌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一作会议，全面部署实施新两纲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动新儿纲的实施，2011年起，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与联合国儿娃会开展了一系列合作项日，探索实施新儿纲再点难点问题的有效模式。选定全国9省（区）的21个试点社区开展儿童保护项目，探索儿童保护服务的成功经验，并进行总结和推广，推动新儿纲相关目标的实现。     

中国儿童权利保护新趋势——解读《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2011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简称新儿纲）。它规定了中国政府儿童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举措，标志着中国保护儿童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儿童权利保护新趋势——解读《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2011年7月30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简称新儿纲)。它规定了中国政府儿童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举措,标志着中国保护儿童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中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因此,保护儿童权利既是履行《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儿童福利事业的适度普惠之路如何延续

随着社会的发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模式对我国儿童福利事业来说是现实和未来更为合适的选择。笔者就如何延续儿童福利事业的适度普惠之路提出如下建议:建议一:目前,我国的儿童福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但事实上,儿童福利、儿童权利、儿童参与、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发展理念尚未被广泛接受。社会对儿     

儿童福利机构向何处去

正长期以来,儿童福利机构作为集中养育孤儿、弃婴、特困儿童的场所,作为民政部门联系支持社会散居孤儿及其寄养家庭的纽带,在幼有所育和弱有所扶相结合的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有效推动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特困儿童供养、儿童收养等政策的施行,有力保障了由政府履行监护人职责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近年来,儿童福利机构开始探索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困境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中新的职能作用,同时加强规范化、专业化、法制化建设,推动儿童福利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2023年民政领域主要政策创制

<正>2023年,党和国家出台或修订了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慈善事业等领域的法律政策,民政部在社会组织管理、社会救助、区划地名、社会事务、儿童福利和权益保护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完善了顶层设计,夯实了制度基础,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在求实创新中探索中国特色儿童福利之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谈成效、经验与愿景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级民政部门共同努力,攻坚克难,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儿童福利工作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本刊特别对话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谈谈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近年来的发展成效和工作经验。     

福利与保护之间:家国关系变迁中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执行

儿童兜底监护的国家责任日益获得重视,本研究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执行为例,通过政策梳理和在Z县执行的案例分析,发现基层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着福利逻辑和保护逻辑的二元制度张力。保护逻辑强调儿童监护关系的法律证实而忽略了复杂的家庭伦理情境,可能带来实际监护缺失儿童的政策排斥;福利逻辑强调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与家庭的及时救助,却也导致对儿童监护保护需求的回应不足。基层工作者对两种制度逻辑的调适是家国关系的变迁表征,也反映了儿童福利制度的转型特征。本文基于研究指出,应当加强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脆弱家庭儿童抚育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     

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与启发

台湾地区、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我们可以从分析台湾地区与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中对我国大陆的相关情况得到启发。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是：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则和重视儿童权益保护，以家庭服务为核心，强化初级预防等。而日本的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则在于：有一个职责明确的儿童福利行政组织，福利理念是以儿童自立为指向，重视儿童休闲娱乐等。由此得到启示：将来我国在制订儿童福利法时，应设立儿童委员会，建立职责明确的福利行政组织体系，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基本原则，强化国家责任，注重保护儿童游戏娱乐的权利。     

芬兰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与变革

芬兰建立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与其建立高福利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期间的儿童保护的制度化,经70年代的快速发展,于80年代建立普惠、社会民主型的儿童福利体系,90年代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后,芬兰逐渐发展起了完善的独立于家庭政策、教育政策和卫生政策的儿童政策,建立起了可操作的、尊重儿童意见、高度合作的儿童福利工作程序规则。     

形势与对策──“社会福利生产调研会”观点摘要

3月23－24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在京召开了"全国福利生产调研会",现将主要观点摘编如下：形势陈世富（河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处长）国家的扶持保护政策是福利企业的生命线。不仅就业的残疾职工其劳动权益和生活权益要靠这个政策来保障,而且福利企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也要靠这个政策来支撑,同时各层次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也要依靠一部分减免税金提取的社会福利基金来维持其存在和发展。但是,近年来国家对福利企业的扶持保护政策不稳定,一年一重申,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发展必须综合考虑近、中、长期的发展,…     

孤残儿童救助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由于目前我国孤残儿童救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孤残儿童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不断发生。当务之急要加快立法步伐,抓紧从完善孤残儿童救助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孤残儿童救助政策的配套和儿童福利机构的定位转型等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我国孤残儿童救助制度,为切实维护和保障孤残儿童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中国儿童福利权实现的路径

儿童福利权是儿童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因儿童之为人的尊严而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的保障或服务,以满足其基本生存、提高生活质量之需要的基本权利。中国传统以家庭照顾为基本形式的实现路径既无法破除儿童福利权实现之城乡、区域(省际)以及福利机构与原生家庭的多重二元结构制约,也难以尊重和满足儿童生存和发展之福利需求,因而亟待变革。经研究发现,注重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手段的协同与国家、社会和家庭等主体的协作是中国儿童福利权实现路径的最佳选择。     

社会转型时期的儿童福利问题及未来政策定位

转型时期,社会的变革与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给儿童福利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如,家庭暴力、儿童虐待、弃婴、双职工家庭子女照顾、单亲家庭子女照顾、失业下岗子女福利、贫困失学等等,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制定积极的儿童福利政策,亟需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儿童福利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本文从政策体系、组织机构和儿童发展指标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儿童福利的现状,深入剖析了当前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我国儿童福利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儿童政策发展趋势研究——基于1991-2020年三个《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内容分析

本文以1991-2020年三个《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文本为基础,运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儿童生存政策、儿童保护政策和儿童发展政策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儿童政策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本文认为中国儿童政策的发展趋势体现为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儿童生存政策;补缺为基础,适度普惠为方向的儿童福利政策和促进综合素养的儿童发展政策。科学的政策评估将是未来儿童政策发展的难点。     

内蒙古阿拉善盟：开展社会工作主题宣传进社区活动

正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部署要求,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民政局和社工协会组织开展了《2020年全区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儿童政策宣讲进社区"各项工作。通过活动,引导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强化监护主体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引导儿童学习自我保护技能,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督促社区落实工作职责,做好对监护人的法制宣传、监护督促和指导工作;帮助苏木(镇)、街道办儿童主任进一步提升业务素质和关爱服务技能,及时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提供帮助,切实维护儿童基本权益。发挥儿     

数字

正6100万5月31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我国首个儿童政策进步指数。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长205%,达到61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基层儿童福利服务支撑系统依然薄弱。《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拥有未成年人保护中心345个,难以满足上千万儿童的现实需求。前3位据"中国儿童政策进步指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权益保障研究——以珠海市农业转移人口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生存权、教育培训权、发展权、参政议政权、社会保障权等权益,成为我们面临的新课题。对此,我们应以全新的思维,创新体制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完善相应的法规,加大权益保障实施的监督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