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

我国现存法律并未规定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重点论述该制度在我国存续的必要性和法理价值。并且适度参考世界主要国家在该制度上的合理之处,提出符合我国现状的模式,即"明定主义"。同时,本文主张以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化区分的主导型标准,以诉讼标的和行政争议的性质作为辅助标准。     

行政诉讼类型化初探

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趋势之一,行政诉讼类型有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本文指出鉴于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单一,难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应当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审查标准的构建

理清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全面审查等问题，是正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前提。两大法系代表国家行政诉讼审查标准的形成多来自司法实践，并且具有过程性和类型化的特点。借鉴域外经验，以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审查标准的构建为路径，明晰基本概念的内涵，注重标准内部的逻辑自洽，对于增强行政审判的可操作性，倒逼行政程序法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作用。     

行政诉讼类型化:理论基础、立法构架和适用技术

行政诉讼类型化不仅可以促进行政诉讼程序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还可以促进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以诉讼请求为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主要标准,诉讼所保护的利益为辅助性标准,将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基本类型分为“行政形成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从法教义学对行政诉讼类型化实践的重要意义,区分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不同解释和适用规则,形成之诉、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规则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适用技术。     

行政诉讼类型化: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路

编辑提示:《行政诉讼法》制定实施20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其许多内容亟待改进。本期约请了最高法院、高级法院长期从事行政审判工作的资深法官,结合司法实践中的试点经验,梳理行政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改革的方向,并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些实证借鉴。     

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之类型化——基于行政诉讼典型案例的解析与整合

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重要标准。本文指出了行政合理性审查在本质上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二者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合理性审查强度把握不准的现象,并认为实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将十分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操作,提升法院把握与行政权关系的能力。接下来,本文指出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法院的分工和能力、限制权益的类型和效果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是影响合理性审查强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具体的案件中,审查强度的选择往往是不同因素之间比较和权衡的结果,运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这些因素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建立联系。本文认为,合理性原则的审查强度可以分为宽松的、增进的和严格的审查强度三种类型,从而为法院确定个案审查强度提供了参照样本和规则。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之现状述评与类型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经过了20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完善和成熟。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一批行政法学者的关注下,行政诉讼类型化得到一定的重视。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优点是可以拓宽行政审判的强度,也可以扩大当事人的诉权①。由于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并没有对类型进行分类,引发的后果就是很多行政诉讼纠纷无法纳入解决的范围。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实践困境与类型化构建

在本土化语境中成长的行政诉讼司法建议,虽早已进入学者研究视域,但理据分析者众,完善径路者少。本文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顶层设计文衣着手,进行地方制度梳理与实践样态汇总,展现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现实样态。通过笔者所在地区三级法院近3年来536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定量分析,探寻出实际运行过程中未能发挥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本应具有的功效,亟需优化。经由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类似制度,从路径选择、机制构建和体系保障3方面对行政诉讼司法建议予以完善;构建出从个案、类案、综合类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作模式,并立足于本土化经验,打造互动机制、落实激励机制、保障公开机制,全面提升司法建议的质量和效果,促使其发挥出最大实效。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之初步探索

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比较单一,难以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为此,必须考察国外行政诉讼类型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借鉴其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及社会现实基础,方能提出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建议。     

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与选择

在诉讼法学领域,类型化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社会纠纷进行归类总结,从而为相应诉讼救济途径的设计或诉讼体系漏洞的弥补奠定社会实证基础。尽管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社会背景、诉讼体制迥然不同,甚至连公法救济的法律称谓都相去甚远,但是,如果站在功能主义的立场,人们就不难发现,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行政诉讼进行精细分类进而为权利遭到侵犯的民众提供完整而有效的法律保护,业已成为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共同的发展规律。〔1〕鉴于我国当下行政诉讼非类型化和行政诉权保护不利的严酷现实,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类型…     

类型化视野下行政诉讼目的新论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含有特定的目的追求,法律目的在法律制度的生命周期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我国学界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行政诉讼得区分为主观的抗告诉讼、客观的抗告诉讼和当事人诉讼等具体类型,行政诉讼的目的也需要依据不同的诉讼类型分别论定.主观抗告诉讼的目的旨在救济权利,客观抗告诉讼的目的仅为监督行政,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就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类型而言,是以主观的抗告诉讼为核心,以客观的抗告诉讼为例外.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以救济权利为主,以监督行政为辅,但并不具有解决纠纷的目的.进而,强调行政诉讼的权利救济目的,不仅有助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走出传统困境,而且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合理设计,对于解决我国当下行政诉讼实践中面临的滥用诉权这一突出问题,都具有重要助益.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标准之检讨

我国目前在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时采用的是行政主体、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合一的标准,其理论依据是“立法授权说”与“独立财产说”。然而,这两大学说都存在重大缺陷:前者混淆了程序与实体、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等的关系;后者反映的是民事法人制度的特点,没有反映行政诉讼的要求。笔者认为,应以行为主体为标准来认定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     

美国期货犯罪类型化及立法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犯罪的类型化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对新型犯罪的研究尤为必要。借助于类型化的方法对美国期货犯罪进行分析,并考察期货立法模式的发展的趋势,为我国期货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可参考的立法经验与可借鉴的立法思路。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类型化探讨

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73条被认为是我国正式确定高度盖然性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依据。然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司法适用却不容乐观,难以发挥其自身优势。本文探讨的类型化分析方法可以适当解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缺乏可操作性的困境。     

民国北京政府立宪进程中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争论

清末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中首先提出了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并提出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后又起草了《行政审判院法》,①但最终因辛亥革命的爆发未能颁布。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重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问题

受案范围是进行行政诉讼的关键之一。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制度的基本结构包括设计受案范围的指导思想、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和受案范围的立法标准三个基本内容。这三部分内容都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或者是由于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引起的 ,或者是当初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就已经存在的。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 ,任何在行政诉讼法框架内对受案范围的修正努力都是不完善的。因此 ,重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制度势在必行。     

浅析中国行政诉讼类型制度——与德国行政诉讼法之比较

中国行政诉讼法并未直接规定行政诉讼的类型,学理上都是根据行政诉讼判决来确定行政诉讼的种类。这种因果倒置无论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决,还是监督行政主体行为上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而在德国行政诉讼中,关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定是相当成熟、完善的。本文意图从德国行政诉讼的规定,探寻其对中国行政诉讼类型立法的借鉴意义。     

行政诉讼立案标准的探究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十几年来,行政诉讼不断增多。但是中国行政诉讼发展也就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因此还有很多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行政诉讼普遍存在着立案难、审判难和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的立案难是尤为突出的问题。立案难的表现主要有行政诉讼法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受当地政府的约束比较多,法官职业素质不高,行政诉讼立案标准不明确等一系列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