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新农村建设的康庄大道上—记长治县荫城镇峰上掌村

2006年7月，山西省长治县荫城镇峰上掌村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带锈下，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实施了“结构调整”和“村政建设”两大工程，全村的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浅析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减租减息政策的特点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兼顾了地主富农和贫雇农双方的利益,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村民民主参与:“乡政”与“村治”的有效衔接

作为一个有着庞大农村人口数量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石。当前,由于没有解决好乡村治理中乡政与村政的关系,乡村的治理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从治理重构的视角出发,要落实中共乡村的治理,最根本的是要做到乡镇管理和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而二者互动的关键是村民民主参与。     

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及其启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会议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构建和谐农村必须规范村政权力互动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近二十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以及近二千年来封建思想在农村的心理沉淀和对农民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农村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局面。这种权力互动本身所具有的不规范性、不平衡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村政混乱,显然是与构建和谐农村的理念相悖的。本文介绍了影响农村政治的多重权力及其互动现状,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构建和谐农村的影响,并探讨了规范各种权力互动的有效途径。     

襄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生建设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系列民生政策。主要的有: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各种经济措施,这些方针,实际上是中共局部执政条件下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尝试。本文以襄河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生建设情况作一说明。     

安徽监狱职务犯政治改造调研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纵深推进,党和国家加大了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这对监狱系统履行职务犯罪类罪犯(根据监狱实务工作惯例,以下简称职务犯)的惩罚和改造职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大改造"新格局,安徽省监狱系统从职务犯改造工作入手,立足实际、务实创新,探索实践了以政治改造统领、"五大改造"协同推进的职务犯政治改造工作的新路子,取得了积极的工作成效。     

监狱政治改造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初探

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的"五大改造"提出以来,政治改造成为监狱首要、首位的工作内容。监狱基层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筹备编写了政治改造教材,将原有的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等内容从教育改造框架中分离到政治改造框架中,开展了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活动,等等。但总体来讲,基层监狱政治改造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实质性、系统性地推进政治改造还需要进一步找准切入点。     

监狱刑罚以促进罪犯顺利回归为根本目的——从社会法治与社会人性角度思考监狱改造

罪犯改造目的来源于刑法目的和刑罚目的。三者之间,刑法目的是总要,刑罚目的是中介,改造目的是为刑法和刑罚目的服务的,监狱刑罚的目的即为罪犯改造目的。本文从社会法治与社会人性角度对监狱改造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改造罪犯——刑罚执行中的人文关怀

新中国的改造罪犯制度立意于对人的本质层面的影响．以人的深层需要为改造动力．以激活人的调节能力为改造技术．以人的价值为改革取向，以人权保障为改造条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改造整体内涵。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充分体现了对罪犯深层的人道主义与人文关怀，是刑罚制度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进步的体现。     

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理论研究

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是监狱工作的重要环节,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对改造质量评估的各种不同理解甚至歧义,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各种版本的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使这项工作误入歧途。为更规范开展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工作,需界定清楚罪犯改造评估的内涵。罪犯改造评估的具体实施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其具体内容和评估要求。而要开展罪犯改造质量评估的关键是法律和制度的配套。     

论日本战犯的改造

抗日战争结束后，如何解决日本战犯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党和政府采取“一个不杀，关押改造”办法，对一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艰苦的改造。日本战犯管理所本着革命人道主义原则和思想改造的方针，对日本战犯进行感化、教育、改造，经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使日本战犯得到彻底转化，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日本战犯的成功改造为人类减少和防止非正义战争提供了重要尝试，树立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知识为主的综合改造刑

罪犯改造模式与社会变迁、经济关系变革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农业社会的罪犯改造因监狱惩罚机能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可称之为控制式改造模式,工业社会的罪犯改造模式为基于科学主义的矫正刑。中国特色的改造刑历经着政治模式到法治模式的兑变,同时大有矫正刑全面取代改造刑之虞。站在知识社会的当口,应当坚持对改造刑进行适应性的改造,以契合当今知识社会中罪犯改造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改造刑改造的方向即为以知识为主的综合改造刑。以知识为主是指坚持改造主体、改造内容和改造手段的知识化;综合的改造刑是指改造刑是开放的改造模式和改造刑内部的综合。     

我国监管改造模式变革之构想

我国现行的监管改造模式在新形势下已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发展对罪犯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形势下，单一模式极不利于对各类罪犯的针对性改造。因此，应从监狱分类入手改变监管改造模式的单一性，监狱分类应以罪犯的三个改造阶段为标准。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也开创了中国改造罪犯工作的新时代。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立意——改造罪犯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历史使奇的组成部分；基本原理——罪犯是可以改造的；基本规律——由强迫到自觉；基本速径——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监狱继承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精神实质．在罪犯管理、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并将行之有效的政策方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不断推进监狱法制化进程。     

新中国监狱制度建设发展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的科学体系及研究价值

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包括“关于战犯改造”、“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人是可以改造的”等九部分。这九个部分可以概括为“三观”即刑罚观、监狱观、改造观，“三论”即方法论、策略论、管理论。“三观”为基础理论，“三论”为应用理论。这一理论系统地回答了监狱刑罚执行与罪犯改造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是新中国监狱制度的本质和内涵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我国的监狱哲学、监狱基础理论，掌握和深刻领会了这一理论也就等于深刻理解了我国监狱法规制度的立法精神、惩罚与改造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研究毛泽东改造罪犯理论既是为了总结过去，更是为了面对未来；不仅是学术研究，而且是为监狱工作在新世纪的改革发展而进行的应用研究。     

文化助推彰显教育特色 安徽省女子监狱监区文化品牌巡礼

正安徽省女子监狱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贯彻"安全为先、改造为本、依法治监、科学发展"的新型治监理念,坚持以安全稳定为首任,以提高改造质量为根本,以积极、健康监区文化活动为助推,充分发挥文化对教育改造工作的导向、约束、凝聚和激励作用。     

对罪犯实施“人文化管理”

2003年年初,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明确提出罪犯改造工作要以“人文化管理、个性化教育”为突破口,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由此拉开了北京市监狱系统进一步探索具有首都特色的罪犯改造模式的序幕。对罪犯实施“人文化管理与个性化教育”就是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科学地实施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地认识和评价罪犯,营造健康、文明、开放的改造环境,设计并且实施个体改造方案,     

信托在区分所有建筑物重建中的运用

旧城改造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然而简单粗暴地推到重建式的改造非但不能顺利的解决现有问题,反而滋生了许多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以信托介入为契机,从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入手,整合社会资源达到旧城改造中四两拨千斤之功效。     

智力开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造罪犯的新途径——关于上海市服刑人员智力开发的调查

<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运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对罪犯的改造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充分发挥市场要求在促进罪犯改造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劳改局找到了一条有意识影响罪犯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并能提高改造质量的新思路——开发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