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导案例13号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

最高法院指导案例13号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在罪名认定、刑罚裁量、既遂形态判定、法条依据和案情表述等方面均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是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在编选方向和防偏纠错等方面所累积问题的总爆发。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应在认真分析有关问题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改革,以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检视与研究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种司法适用制度,参与机构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法院。我国目前还谈不上系统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刑事案例指导的制度化不仅需要政治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还需有相应的立法确认和司法制度的支持,当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和牵头实施的刑事指导性案例制度化是合理的。从效果上讲,虽然最高法院的公报、个案批复等为刑事指导性案例制度化提供了有益的实践,但是目前所公布的部分刑事指导性案例并没有达到期望,原因主要在于生成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     

试论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既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也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但又与之存在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也是我国传统司法实践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而刑事判决对公民权益影响之巨,决定了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鉴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强大羁束力和平衡正义、促进司法统一的内在要求,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又有其特殊性。如何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建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对于推动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发展的新视角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屡遭冰点的原因之一是司法人员参照意识薄弱,案例分析、识别能力欠缺。因此,提升司法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尤为重要。以案例指导制度对法律职业化发展的影响为视角,指出应在坚持务实、专业的基本方向下,重视指导案例的理论价值和实践运用,从案例的选取、呈现、剖析等多角度培养多向法律思维,提升实践能力,促进案例指导制度与司法实务的有效对接和共同发展。     

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发展与完善

在刑事司法领域,案例指导制度有助于规范司法人员的刑事裁量权,弥补刑事立法之局限,保障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应遵循合法性、谦抑性、遵循先例、时效性、权威性原则,促进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多元化、效力层级化、遴选标准科学化、形成机制诉讼化、指导方式明确化。     

关于刑事回避制度的改进探析

在改进我国刑事回避制度时,整体回避问题宜通过管辖变更制度的完善来解决;申请回避实施程序中的举证责任问题可通过借鉴无因回避制度来解决;违反回避制度的程序性规制问题要坚持区别对待的立场。     

对公安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思考

结合公安机关案例指导制度实施以来的体会,笔者分析了建立案件指导制度的现实意义及我国公安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存在的不足,对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建构与自发之间——对刑事案例指导制度之质疑与反思

我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与指导主体、指导方式、指导功能息息相关。在指导主体上,创制主体和裁判主体的分离使得地方各级法院缺乏报送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性激励;在指导方式上,指导性案例存在数量少、指导性不足、说理不充分、易被规避等问题;在指导功能上,指导性案例未必体现出超越司法解释的优越性。上述症结根源于官方推进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建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尊重实践理性及案例在现实中的自发秩序。     

案例指导制度初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底推出了案例指导制度,对于提高法律的确定性、统一司法标准等具有重大意义,其具体运作机制还有待细化。指导性案例应以审级监督制度的张力赋予事实上的拘束力;应针对法律规则模糊、矛盾、抽象和空白的情况,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为标准进行遴选;应归纳出裁判要旨,在统一的平台上及时公布;应建立背离判决的论证机制、上述机制和报告机制以便更新案例。     

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在全国公、检、法系统的建立,有效的开辟了解决轻微刑事案件的多元化途径,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和谐化解,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利益。文章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刑事和解工作进行了探讨,以期使刑事和解达到更好的目的和效果。     

论人民调解依据的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纠纷解决制度,但现行立法的抽象性、模糊性,使得调解过程中容易出现依据援引不规范的问题。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1],也要求不能一概依法而调。从传统民间调解制度及西方ADR制度中的调解模式吸收合理因素,如博采广汲,完善人民调解依据;吸收传统民间纠纷调处机制的合理之处;从比较法视角借鉴各国调解依据之规定等来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依据,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     

诉讼诈骗的刑法分析——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答复》

诈骗罪包括两者之间的诈骗和三角诈骗。诉讼诈骗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既不符合刑法理论,也不利于司法实践。     

让证人走向法庭——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

证人出庭作证是审查证人证言的需要，是司法礼仪的需要，是被诉方行使质证权的需要。但在我国由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规范有缺漏，司法人员能动性和积极性发挥不足，刑事证人不出庭成为常态，出庭率极低。因此，必须对法律作出一系列修改，使证人的权利义务趋于平衡，为证人出庭创造良好的条件，最终让证人走向法庭。     

论我国刑事证明体系中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

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作为我国刑事证明体系的重要内容,要求证据之间能够互相印证。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是较高的证明标准,由此认定的法律事实更为接近客观真实,有利于防止错案发生。但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规则也在客观上增加了取证难度,限制了司法官主观能力的发挥,还浪费司法资源,甚至放纵犯罪。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条件下,在刑事证明过程中还是应当坚持印证的标准,适当引入自由心证内容,允许一定程度上的经验与逻辑规则的适用。     

日本最高法院的少数意见制

少数意见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采行的一项裁判制度,日本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将少数意见制移入其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母体之中.日本法院法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上表示自己的意见.关于最高法院少数意见表示制度,日本法律界曾经意见分歧很大,但经过近六十年运行,其长处充分显现,已获得定型化.少数意见制与整个司法制度是相符合的,将少数意见制引入我国将促进宪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深化司法改革.考虑到目前在全国普遍实施的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各级法院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开始实行.     

对建设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制度的分析

对于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国内诸多学者的主要意见大都统一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设计,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违宪审查权。但本文认为应在坚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体制下,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