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政策的扩散机制与效果研究——基于42个试点城市的定性比较分析

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对城市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扩散理论构建主体和情境维度的分析框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2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扩散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和政策情境的交互影响使试点城市政府呈现不一样的政策行为。其中,负责政策推行的职能部门发挥关键作用;纵向压力、横向竞争、前期政策制定经验和官员变更等因素形成组态效应。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需关注城市的资源条件和制度环境,引导多元政策主体参与,形成多维度动力耦合机制。     

试论统战工作社会化的路径创新——以“先行先试”的广东省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法宝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凝聚人心,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争当全国统战工作排头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型、党的中心工作转移,统战工作由党派之间、阶级之间向党内与党外、阶级与阶层、大陆与境外、城镇与农村、干部与群众等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从而加强了党密切同现实社会的联系,这正是统战工作路径创新——统战工作社会化。本文结合广东统战工作实际,深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探索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创新统战工作的社会化路径。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

作为一项关涉社会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落地。以政策扩散为理论视角,对我国31个省级、38个地级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演进体现出如下运行机理:在时间维度上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随时间变动呈现S型扩散曲线,目前处于曲线第二阶段,即快速增长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邻近效应,同区域内政策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影响,包括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两种模式;在主要内容上呈现出效仿与创新失衡,以简单效仿为主,政策创新性不足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历时多年,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乡村治理中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对城市垃圾的消纳,垃圾围村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对于解决污染问题进而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非凡。南京市六合区画家村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执行,得益于当地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社会资本。当然,由于社会资本增长乏力,也使得垃圾分类政策的继续执行存在较大的阻力。为了推动垃圾分类政策持续有效执行,必须进一步夯实和巩固当地的社会资本。     

我国绩效管理试点政策评价:一个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地税部门为例

随着公共部门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绩效管理理论与技术的应用在公共部门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以绩效管理试点较成熟的广东省作为研究对象,以试点部门广东地税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通过实地调研,按照政策评价理论和方法,从当前税务部门绩效管理政策开展的现状出发,通过构建政策评估模型,对这一试点政策的开展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文章分析认为,当前的试点政策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政策同形化现象严重;二是政策目标缺乏逐级量化机制、政策工具中空,造成政策实施的形式主义严重;三是政策实施过程的合作机制不足,政策实施的碎片化现象严重。而要根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同形化、形式主义、碎片化等现象的关键在于明晰职能、理清责任、设置明确的考核目标、设立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进行分类考核等。     

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何以从引导转向强制?——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生活垃圾分类是我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议题。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体现了从自愿性和混合性过渡到强制性的显著特征。这一政策工具的转变是由政治、财政、管理和技术四个维度的因素驱动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全能型政府”的重现,而是突出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政民关系的平等性这两大特征,凸显了强制性工具在中国场景的适用性和不断优化的政策执行模式。     

“两型社会”建设中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探析——以湘潭市为例

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株潭城市群的综合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遭遇了“垃圾围城”的困境.寻就解决该困境的对策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当务之急.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渐渐进入人们的视域,该制度不仅可以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资金困境而且还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目标的策略.当然,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它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结合湘潭的实际情况,对城市生活垃圾收费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性债务:“主动举债”抑或“被动举债”?——以浙江W市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独特的生成机理和发展路径。地方政府举债有主动与被动之分。财政体制问题、时差效应、财政幻觉和软预算约束等促成了地方官员的主动举债;为专项资金配套和由于公共产品关联性所导致的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导致了被动举债。研究地方政府的被动举债,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有效治理地方政府性债务,防止透支未来的资源,需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并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系统。     

日照市实施经济适用住房“货币直补”改革的案例研究

日照市委、市政府以创新的理念、改革的精神,积极探索经济适用房“货币直补”的新路子,坚持用地市场化、补贴货币化、购房自主化、运作透明化、管理动态化,收到了住房困难户、房地产开发商和社会各界多方满意的良好成效。总结日照市实施经济适用房“货币直补”改革的政府管理案例,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如何克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和职能,如何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如何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的政府良好形象等,具有政府管理方法论上的参考借鉴意义。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运行状况调查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是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新举措。对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的运行状况进行调研,发现该项目设置较科学合理;能提高见习毕业生的个人素质、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能促进毕业生就业;见习毕业生对该计划比较满意。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严格见习单位管理、规范见习单位和见习毕业生的资格条件来提高该计划的运行效果。     

城市治理中的政策变迁——以厦门“PX”事件为例

伴随城市的发展，政策环境日趋复杂，城市治理的过程表现为原有的行政组织与其他组织共同参与管理城市公共事务，而最直接的着力点在于城市公共政策。本文通过对厦门“PX”事件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城市治理理念下公共政策的变迁过程，具体探讨了城市单元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动策略。     

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的多维考察和机制创新

本文从价值、制度、行为和工具四个维度对执行阻滞这样的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若干新的建议和举措。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

政策执行主动加码是各层级政府为了确保完成政策任务而普遍采取的执行策略,适度加码可提高政策执行效果,但过度加码对政策及其执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减少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成为各界广泛探讨的重点话题。政策执行主动加码的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过度化、政策执行“一刀切”与政策执行形式化,其主要危害为政策执行结果失控、政策协同效应失调、助长地方形式主义、损害群众正当权益等。政策执行主动加码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压力型体制及其行政压力、层级间双向责任规避、官员晋升导向及其政绩考核机制、相对模糊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革完善压力型体制、压实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责任、健全政绩考核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治理对策。     

转型背景下政策创新的扩散与有限理性学习

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已有文献都是基于美国的政策生态,且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假定.由于在转型时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完全等问题,有限理性假设更为适用.面临预期不确定、决策周期缩短和政府间竞争压力加大等约束,创新扩散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因素关联度不高、邻近效应明显以及政治周期效应不明显等特征.以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招商引资奖励两项政策作为实证案例,本文认为我国政策创新的扩散是一个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     

“顾客导向”视角下的社区民警绩效评估主体机制探析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由英国等西方国家掀起的名为＂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提出＂顾客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该理念要求政府站在顾客立场思考,评估过程推动公众的广泛参与,并以顾客满意为政府绩效的终极标准。该理念与社区民警绩效评估主体机制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操作相吻合。应按照＂顾客导向＂理念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社区民警评估主体机制。     

我国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政策的监督机制与效果分析——以新疆地区为例

我国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政策的监督机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监督、公众及社会舆论的监督、统一战线监督三个方面。我国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政策取得的效果可从生产力状况、实际效果、政策回应度三个方面进行初步评估，并由此对我国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政策的监督机制和执行效果状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