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对策分析

厦门自贸区作为探索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试验场,既具有一定的政策实施基础,也取得了积极的发展成果。但是,对台先行先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政策,这也使得厦门自贸区面临一系列政策创新的挑战与困难,要推动厦门对台合作先行先试的升级,必须从政策推动与政策创新两个维度入手,解决厦门在对台先行先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同时,充分发挥地方在先行先试中的政策自主性和创新性。     

对完善涉台立法的若干思考

目前,涉台立法具有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中央与地方立法并进、内容侧重于经贸领域、完整的立法体系尚未形成等特点。因此,涉台立法应遵循:一个中国、保护台胞合法权益、法制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等四项原则。基于立法较政策有自身优势,可通过中央统一立法与地方先行先试等方式完善涉台立法。     

政府绩效立法的央地互动模式: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政府绩效管理"面子工程"问题突出,缺乏法律的保障和指导。美国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领跑者,政府绩效立法不仅在发展历程上有着明显的地方分散先行探索、中央吸收经验跟进的轨迹,就是立法目标、内容上也秉承了这种逻辑。通过对美国33个有立法资料支撑的州的政府绩效立法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的联邦中央政府绩效立法与地方政府立法在内容上具有某种同趋性变化。对我国而言,要建立政府绩效管理的长效机制,必须要明确法制化、鼓励各地"地方先行"、出台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和对立法进行及时修订和升级。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我国自贸区发展中的立法保障探讨

我国自贸区承载着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可供推广的"制度试验田"使命。上海等自贸区先行先试探索中的立法保障,是一时代新问题,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立法的合力,以多元化之保障举措,支持改革创新。文章对我国自贸区发展中的立法保障问题,作了几点展望:一是自贸区成长对立法保障的内在需求;二是自贸区改革创新对法律层面保障之需求;三是自贸区发展对国务院及其部委立法保障之需求;四是自贸区发展对地方立法保障之需求探讨。     

落实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关键在于先行先试

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形成是河南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对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落实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关键要靠先行先试、探索创新。先行先试政策空间十分巨大，落实先行先试政策，要抓落实，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要有探索创新的勇气和胆识，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上，要有理有据。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创新初探

国务院在《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总体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天津逐步建成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行、管理、交易、信息和人才培训中心。"这实际上为天津滨海新区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提供了最基本的行动纲领。天津滨海新区应当立足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巩固基金注册和募集便利等现有优势,与国家各部委、大型央企合作,发起与特定产业紧密结合的新型产业基金,规划先行、政策引导,实现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加快建立全国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先行先试 全力构建延边对外开放新格局

《规划纲要》赋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先行先试的权力,为延边实施对外开放、建设沿边少数民族先行区和示范区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条件。延边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在对外通道、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等方面先行先试,全力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     

解决“下有对策”现象的路径分析——基于地方政府视角的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益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政策常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分析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关系。地方政府存在"下有对策"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力,以及地方政策过程的不科学加上外在地方政策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本文结合地方政府出现"下有对策"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利益和权力的约束、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地方政策的监督角度提出了解决"下有对策"的路径。     

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立法创新及其制度空间

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立法应在立法观念、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等方面进行创新,这是"先行先试"的应有之义,是平潭特殊角色的内在需求,是地方涉台立法的发展需要。这种创新在现行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下,主要通过对政治制度的正确解读,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充分诠释和对政策与法律关系的妥善处理来加以实现。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拐卖”与“反拐”之乱象与纾解

拐卖犯罪严重摧残妇女儿童身心健康，毒化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歪曲人们的精神价值观。世界各国尤其中国一直将其作为重点惩治对象。但由于存在观念上的误差、立法上的欠缺和各种反拐力量之间的衔接不畅诸多问题．致使反拐行动无法取得应有的成果。鉴于此，澄清观念上的误区、完善立法、建立警民联动反拐长效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