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五子登科”

曾有人将我的事迹总结为“五子登科”。下面就谈一谈我的所谓“五子登科”。 正确对待位子:我是1958年入党的,当过生产队财经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担任过8年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多年区(公社)党委书记。曾被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30多次被评为省、     

也来说说“城市病”

如同人一样,城市也会生病。近年来,在我国多个大城市集中爆发的“城市病”,正严重侵蚀着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人这样形容“城市病”：“交通拥堵如肠梗阻,空气污染是哮喘,水污染是血液中毒,垃圾围城好比恶性肿瘤,房价居高不下就是高烧不退。”     

说说“应声虫”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我们平素所说的应声虫，是比喻随声附和的人。而关于应声虫的来历，宋代庞元英的《文昌杂录》中有一条颇有意味的记载：淮西士人杨动，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虫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     

说说“官”

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因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公共事务需要处理，所以就养了一批批所谓的“官”。设“官”的初衷无疑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但因为官职可以为当“官”者提供许多便利，所以当“官”、保“官”就成为一些人努力追求的目标。从古到今，尽管中国社会经历过无数次的朝代更替，中国百姓为了命运进行过前赴后继的抗争，但中国人对“官”的依赖、关注和期望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官”内涵的理解，许多人还停留在旧的观念上；至于“官”的称呼，更是沿袭以往的习惯。过去，“官”是指在政府机构中担任一定公职的人。今天，严…     

说说“潜规则”

"潜规则"是近年来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这个词的创意者吴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杂志《桥》的记者、编辑,现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对"潜规则"一词的含义,他解释说:"中     

说说“礼尚往来”

<正>礼尚往来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有些"好面子"的人,在"面子"心理的助长下将"礼尚往来"发展成为"礼上往来",形成铺张浪费和变相行贿,使礼尚往来变了质,变了味。 《礼记 ·曲礼上》写道:"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圣贤所说的"礼尚往来"中的"礼"是指"表示尊敬的态度和动作",而今天人     

说说“京骂”

伏明霞的“脏裤子”事件一曝光,世人哗然,她本人更是伤心落泪。其实呢“脏裤子”虽然是“脏”了些,但也没啥大不了的,正如可口可乐公司所解释的,这“纯属一个意外”的“无心之失”——意外而又无心也就大可不必褒贬了。但有些事同样是“脏”譬如足球场上的“京骂”还真有必要说道说道了。 “京骂”自然是北京的“特产”。但具体说来,特产的专利,当属京城的某些球迷们。您瞧吧,每当他们所喜欢的球队球艺不符合心意特别是失利之际,或是对裁判不满时,他们便叫着号、可着劲儿地骂,真有些排山倒海之势。这阵势在呼喊者看来…     

说说“习惯”

明清小说《醒世姻缘》里有段话说得好：“终日忙忙只思饱，食得饱来便思衣。衣食两样皆具足，便想娇容美貌妻……”这从中反映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如果不注意节欲，欲望发展成贪欲，那就非常危险了。     

说说“问题”

领导干部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就是解决问题,解决不好问题就当不好领导。辩证认识问题、正确对待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努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1919年曾专门起草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出当     

说说“事后诸葛亮”

事后诸葛亮本义是讽刺那些事后自称有先见之明的人,含有贬义。我们反对的是事后只知显能、只说不做的事后诸葛亮。但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事后诸葛亮也有可借鉴之处。一是事后并没有事不‘怨’己,高高挂起,不闻不问,置之不理,而是不顾絮叨,不顾烦怨,甚至不顾     

说说“形象工程”

在九届政协会上,一位政协委员痛心地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阔到大把花钱的时候……有的城镇规模很小,却修建很大的广场,一味追求所谓政绩,搞“形象工程”。“形象工程”大都是明目张胆的“祸国工程”,是地地道道的“害民工程”。     

说说“接地气”

<正>不知何时,"接地气"这个短语突然流行起来,在一天之内和我三次不期而遇,清早看报,下午听会议发言,晚上看电视,都在十分显眼的地方出现,看来这三个字还要"火"。"地气"本来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为什么现在忽然重振生机,"火"了起来?因为它碰上了新的形势、新的机遇。     

说说“事后诸葛亮”

在众人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个知天文、晓地理、多谋善断、料事如神的人。他的本事似可概括为一句话:“有先见之明”。 其实,诸葛亮并非对什么都有“先见之明”。就说他挥泪斩马谡一事吧,能把失街亭的责任都推给马谡吗?诸葛亮明明知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重用”,为什么还把镇守街亭的重任交给他呢?在这个问题     

说说我和“党的教育”的故事

正我与"党的教育"相伴同行已有36个年头,是编辑老师的耐心指教,使我逐渐学会了有针对性地写稿,而且有很多作品获了奖。回忆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往事,让我禁不住心潮澎湃。1980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枕头沟村。因为在部队时就喜爱读书看报、写写画画,村部布置会议室找我去帮忙,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党的教育》杂志,当时是32开本。里面的内容让我眼界大开,有政策解读,有农村工作报     

说说我的心里话

我是一名“半路出家”的工会干部,初识《兵团工运》是1993年底的事。那是我刚从事工会工作不久,当时我在单位上负责工会宣传工作,翻阅这本杂志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既是工作,就免不了例行公事——翻翻页码、看看标题而已,偶然发现有几幅工会干部的字画,才认真欣赏一番。说实话,中间的内容几乎没有过多过细地去读它。后来,     

说说“打态度”

提起“打态度”,人们不由想起古装戏中七品县太爷坐堂,不论被审问者有罪无罪,先打三十刹威棒,只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使你先尝尝老爷的厉害,不敢不“如实招来”。这种办     

说说孔“教授”

快乐大叔对教授一直是尊敬的,一个原因是快乐大叔与“教授”这一神圣的名词似乎注定无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印象里一个人想要成为教授似乎“很难”。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花名册上的教授数量只有不足10人,其他都不算教授。西南联大时期,钱钟书、沈从文、冰心等都不是教授,就连现代汉语大家王力先生当时也不是教授。     

说说“官员道歉”

近读吉林省省长洪虎等官员因失职或工作“间接失误”,公开向公众道歉的数则报道,心头似乎有话要说。任何人不论地位多么显赫,头脑多么睿智,学识多么渊博,阅历多么丰富,办事多么扎实,都不可能没有失误,不可能不犯错误。位高权重事务繁杂的官员更不可能杜绝失误,尤其难免需要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