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的钱玄同与陈独秀

钱玄同先于陈独秀执教于北大。当陈独秀应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因之落户北大。这就使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新文化运动而志同道合。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而称陈独秀是＂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     

因《新青年》结缘的钱玄同与陈独秀

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钱玄同已执教于北大。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后又为《新青年》同仁。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其实,就《新青年》所揭橥的文学革命,陈独秀可谓主将,而钱玄同则是奋勇直前的急先锋。     

“人世楷模”蔡元培

正林语堂先生曾如此描述一个人:"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重塑北大精神的校长——蔡元培。蔡元培逝世后,毛泽东在唁电中誉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写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蔡元培一生光辉伟大的功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杰出战士——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县人。父亲钱振常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哥哥钱恂是清末的一位外交官,是当今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自幼读经。十八岁那年,他借来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一下打开了思想的窗子,十分向往变法维新的主张。1906年,钱玄同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8年,在东京     

阅读是一种宗教

阅读应当被看作是人类的一个文明的行为。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与阅读是密不可分的。阅读使人类走出了蛮荒．阅读使人类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阅读史与文明史几乎就是同样的历史。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最迷人的、最值得赞美的、也是最经得起审美的一个姿态，是阅读的姿态。不论是你坐在桌子跟前，还是说很休闲的时候躺在床上，甚至是坐在厕所里，我都以为是人世间最优雅的一个姿态。那么，这个姿态在一个人的童年、少年时代我想他就应该有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有书卷气，我们在给这个人做这样一个评价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人是世界上最有质量的人。书卷气哪里来？书卷气就是通过长期的阅读慢慢形成的。它从人的灵魂与骨头、从人的眼底无声无息地散发出来。我在北大讲过这样一个事情，我说．如果有一些人不阅读．造物主造出的这个人质量其实是很差的。我见过许多先生．这些先生我对他们很崇敬，但是有时候我暗暗地一想，这个人如果不读书，他将会怎么样？他们长得很丑，长得很不好看，唉，就是通过阅读。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气质。这个气质我认为是人世间最美丽的东西。这时我发现我面前站着的那个个子矮小的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岸的人。     

民国，那些有趣的考试

钱玄同在北大任课，向来不看卷子。相比考试成绩，他更注重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学校只好给他一个刻着“及格”的木戳，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了事。     

我们与鲁迅的距离

张中行先生生前谈五四时期的人物,独没有将鲁迅放到研究的视野里。他讲了许多大人物,却放过了鲁夫子。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不太好谈。讲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容易,而说起鲁迅则是大难的。为什么呢?他的思想深,精神阔大,语言婉转多致。一般人与他的距离,总还是太大了。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与大学者胡适有过多年交往，二人还曾合作写成了《胡适口述自传》一书。唐德刚自认是胡适的弟子，对胡适这位老师极为尊敬。需要注意的是，唐德刚虽然尊敬胡适、在与胡适的交往过程中时时执弟子礼，但在学术问题上却毫不含糊，不因胡适是老师就盲从他的观点，而是敢于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挑战。     

孔门弟子仲由、端木赐探论

孔门弟子仲由、端木赐探论杨淑明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而其事迹记载较丰且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有仲由、端木赐、冉求、颜回等数位，现对前二人作些论议。仲由，字子路，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子路的伉...     

大学，你更该看重什么

这段日子北京大学可说是一直没消停过。先是新生录取中一些原本填了该校志愿的学子禁不住区区几个香港高校的诱惑，舍此而他顾，有论者就此不无尖刻地点评“香港高校将北大清华扫入二流”，这的确让北大人很没面子；再就是北大拒绝游人（尤其是视北大若圣地的广大中小学生）进校参观，使得许多慕名而至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又引起了公众“北大到底是谁的北大”的诘责;然后就是媒体上炒得纷纷攘攘的北大涉嫌学术造假、搞特“骗”外教的事，以至于要学校党委书记亲自出面辟谣解释……也亏得是北大这样有着百年根基的老牌名校，要是换成一个一般点儿的单位，大概早就应付不暇焦头烂额了。     

人生需要想象力

有的人总是哀叹自己缺少“机遇女神”的眷顾，其实，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所要的机会，每时每刻都在他们的想象中等待着他们。想象力是一家巨大的工厂，人类所有的计划，都是在这座工厂里制造完成的。所有的欲望和冲动在这里变成了具有实际形象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人能够凭借他的想象力创造任何东西。正因为有了想象力，人们才有了那么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才会利用并目改造了我们这个星球。     

围观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北大副校长吴志攀的几句话被称为“撑腰体”，迅速引起网友追捧。     

天外有天

一些弟子老想呆在大师身边，大师对此颇为介意。天长日久，弟子们不时听到大师说一句让他们琢磨不透的话：“你们该走了．你若不走，你的智慧就不会来。”“您说的‘智慧’指的是什么？”一位百思不得其解的弟子问。大师回答：“水因流淌而获得活力和自由，你们因离开我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如果不离开我，你们就会停滞不前、思想僵化．困囿于我的一家之言之中。”     

章太炎的“怪癖”

鲁迅曾称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其实,那时人们称章太炎“为章疯子”。章太炎流亡日本时,常吃“盐笃饭”(以盐就白饭),平常吃饭只拣最近的菜吃。南方人常吃鱼,可怜他竟连鱼骨头一起往下吞。有一年袁世凯把他关起来,慑于他的声望,派了一个好厨子伺候他。一日三餐有好多菜,他却只吃眼前那道菜,结果听差见有油水可捞,便每次故意把好菜搁在远处,只把素菜放在他面前。这个把戏后来还是钱玄同先生窥破的。对于穿,章太炎也极不讲究。袜子常穿反,皮鞋常颠倒了左右,一件裘衣可以历十数寒冬不易。他常穿一件长袍,外罩和服,发留…     

“官升”与“人矮”

今年年初，某市提拔了一批中层领导干部，走马上任前，市委书记与他们谈话，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要“官升一级，人矮一截，官升了，官脾气不能长，权大了，官架子不能大”。这话既是关心干部的肺腑之言，又是从政多年的经验之谈。 脾气这东西，人人都有，无非大小急缓不同而已，可脾气一和“官”字结合起来变成“官脾气”，那就大不一样了，斗升小民想发发脾气，也只能冲着老婆孩子喊两嗓子，除此之外，谁也不会买你的账。可做官的就不一样了，对下属颐指气使，他得老老实实看着，对百姓大发雷霆，他得服服贴贴听着。而且，“人一阔，脸就…     

“天之骄子”面临的挑战

近日，某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敢对“天之骄子”说不》的文章，讲述了美国特路普公司在一个人才招聘会上，公然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一概免谈”的告示。因为公司追求的是综合效果，要的是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他们深信，一般院校的毕业生，只要给他合适的位置，就能发挥其无限潜力。也许美国特路普公司做法有失偏颇，但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有为青年，虽然没有过高的学历，但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就了一番辉煌的事业。笔者所言，并非不要文化，也并非宣扬“读书无用”论，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是财富，但也决不能单凭文凭论“英雄”，特路普…     

想象蔡元培

绍兴很有名。它那里出了许多历史名人。现今的绍兴街上悬挂着陆游、徐文长、鲁迅、秋瑾等人的画象，蔡元培先生的画象也在其中。画象是写意的，留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六十年代初到北大上学，知道蔡先生曾是北大的校长。那时，没有人说蔡先生不恭之辞，但对他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总觉得有些不对味儿，因当时正是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一枝独放的时候，想象中便对蔡先生存有那么多解不开的疑惑＿“文革”中曾有暇与当时的系王任。康德专家郑听先生请教起哲学系的历史，方知道蔡先生当时在北大的一些作为，知道了当时“中学…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蔡元培不聘请陈独秀、李大钊，北大就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蔡元培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成为他义不容辞的使命。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蔡元培为此犯愁。一次，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谈及此事，汤、沈二人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１０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们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     

相守是最真实的幸福

正吴乃虎是中科院的老教授,他的妻子是北大细胞遗传学教授黄美娟。两人都为人师表,而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的"助教"。自从20多年前,吴爷爷在课堂上晕倒,黄奶奶就陪他上课。他站在讲台上,老伴就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他,并不时帮他展示课件、擦黑板。下课后,两人就互相搀扶着回家。他们一起研究学术,一起讲课,一起出书。所谓三观一致、志趣相投的婚姻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贺凯先生早年革命史迹一二

薄一波的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的一段话，引起我对山西大学原中文系老系主任贺凯先生的兴致：“贺凯和郭增昌从北京到太原来了，他们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在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也都是定襄人，与我邻村，原来就认识。”薄是蒋村人，郭是镇安寨人，贺先生则是南兰台村人，都相距不远。继山西辛亥革命贺先生的父亲贺炳煌辈始，山西许多革命元老在定襄县的这几个村子里应运而生。贺凯先生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想必与他作为烈土的先父的身教以及他自己坎坷的身世不无关系吧。 贺凯１９１６年在太原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