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治理机制

行政区划作为权力结构和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调整行政区划是塑造空间治理格局、提升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中的制度供给、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发挥的支撑关系,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在现代化背景中的治理意义,要求持续优化行政区划体制。行政区划调整蕴含空间生产和尺度重构的价值功能,有利于规范国家治理中的权力运作,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行使,并通过均衡资源配置来增进空间正义。根据行政区划的实质内容及空间治理的价值目标,推进新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需要集中处理好政府改革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地理区域与制度场域、本土实践与域外经验这四组关系。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论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在"棚改"中,扶贫的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诱致城中村改造呈现改造主体外部化、改造目标公共化、改造知识去地方化、改造结果士绅化等空间生产困境,大多数城中村常住人口居住处境改善程度有限。基于可持续人居目标,批判和导正空间异化的现实逻辑,政府应将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以房屋使用价值回归为焦点,通过包容性和整体性空间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实现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构建空间再生产图景,实现既有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的突破与空间治理绩效的提升。     

目标与制约:优化行政区划相关要素析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供给,优化行政区划具有提高行政效能、提升治理能力、推动协调发展、维护政治稳定等应然价值目标和基本要求,其在客观上将受到自然地理、民族文化差异、区域文化传统等环境要素,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体系和政府职能模式等组织要素,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等能力要素的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社会等三大推力将推动行政区划的优化。     

构建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的微观基础——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

目前,区域发展的理论根基主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中各种非理性因素和环境的制约。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需要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框架中去谋划发展,对整体性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整体性治理并不是纯粹技术、组织或制度层面的,还是心理、信心和预期方面的,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同样重要。以雄安新区为例,探索构建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微观基础,从决策、投入、执行和绩效等层面引入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可以为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参考。     

国家空间的结构调试:中国行政区划70年的变迁与功能转型

行政区划并非仅是对地理空间的简单划分,更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经济运行效率以及尺度重构倾向的重要命题。以往调整实践表明,行政区划不再是局限于国家空间结构的制度安排,更成为政府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见方式。在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实践展开历时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区划实现了由"纵向—配套"到"横向—框定"再到"嵌套—协同"的功能转型,权力、资本与尺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切实变革着我国行政区划的调整逻辑: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互动始终是区划调整的关键性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向转换是推动区划调整的内在要素,国家战略的尺度选择也逐渐成为区划调整的抉择因素。     

行政区划调整如何优化基层治理？——基于天津市“插花地”集中整治的观察

"插花地"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特殊政区形态,往往会导致基层公共服务职责划分陷入零碎化、交叉化,乃至引发基层治理中的梗阻现象。以2020年天津市"插花地"集中整治为案例,借助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通过系统梳理"插花地"整治的直接动因、类型、成效与不足,研究发现:按照政区归属与管理权属相统一的原则推动"插花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利于化解基层治理中的权责交叉、管理真空等难题,发挥属地管理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归纳,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行政区划调整正在经历从单纯的强发展导向到发展与治理并重导向的转型,并开始在优化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公共治理的两种范式

以"部门的合并还是拆分"为参照系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范式。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分道扬镳。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省级行政区划改革问题研究

省级行政区划改革因涉及面大 ,对其它相关方面的改革产生横向和纵向的连锁效应 ,所以对这一改革所包含的难点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和论证 ,将最大限度地消除改革过程中的各种负面效应。研究省级行政区划改革问题 ,应当突出以下三点 :一是分析现实发展的需要是进行改革的主要动因 ,二是充分论证改革模式选择的主要客观依据 ,三是提出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及改革基本思路的设计     

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

管理行政下的行政主体只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行政实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的发育、发展,使行政管理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多元管理主体生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生成意味着管理主体自觉性的增强。然而,当众多管理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增长时,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多元化进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说明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用行动者来取代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充满想象力、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建构这个世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丰富和发展,是贯穿国家治理的一条价值红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是检验国家治理成效最根本的价值尺度。将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党的坚强领导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置于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是实现人民的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现实路径,彰显国家治理的价值逻辑与深刻的历史逻辑、创新的理论逻辑、坚实的实践逻辑的统一。     

转型期我国行政伦理的失范及其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及行政领域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和稀缺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行政主体的伦理失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人员处于“人民本位”的应然要求与“官本位”的实然现实矛盾中。各方面的行政伦理失范损害了政府形象，也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快行政改革，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以根本解决我国的行政伦理问题。     

改革开放: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井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行政生态视野下我国行政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西方各国新公共管理改革虽然采取的政策具有趋同性,但改革的结果和进程却是千差万别,表明了各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立足本身独特的发展阶段和行政生态环境,借鉴国外政府改革的经验,最关键的是思路和改革方向上的启示,然后才是对其改革手段的借鉴与本土化。我国未来的行政改革应做到:一、行政改革模式和手段应当是多元的;二、要处理好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三、寻找我国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源。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