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协商民主的实行

协商民主所体现的平等、公民参与、宽容、互动等理念表明公共领域与市民参与是协商民主实行的基础.而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缓慢、市民参与不足将制约着协商民主的施行.因此,在我国推行协商民主的首要条件是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共领域,为民众营造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对独立的广阔空间.具体而言,政府要为培育和规范公共领域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培育健全的市民社会,培养公民的公共领域主体意识,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公共领域的讨论平台.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新媒体时代社会协商对话的特点与发展思路

社会协商对话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思路,能够促进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新媒体为社会协商对话提供了更为效率与便捷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政府走向善治提升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依托网络平等、开放、互动的特点,积极运用新媒体手段鼓励公众参与和对话,对公共议题进行理性的论辩和说理,就政府的决策达成共识,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又可以增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开辟新路径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政府管理视阈下个体问题演变为公共事件原因与对策探析

针对个体问题演变为公共事件的现象进行分析，呈现出事发与演变迅速、主要运用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参与主体多元且动机复杂、组织松散与层次多元的特征。从政府角度结合实例剖析剖析原因，主要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不足、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薄弱、政府常态治理的缺陷、政府对网络媒体的忽视四个方面。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应对新的治理环境，一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变，健全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二要加强危机管理建设，提高应对公共事件能力；三要积极开展政府公共关系，提倡公民理性参与网络。     

善治理念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建设

自20世纪末以来,善治已成为诸多国家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府运作方式.其核心思想是要增强非政府组织能力与力量,要求它们在国内与国际上同政府合作,解决公共问题、处理公共事务,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替代或补充原有的政府功能.     

对公共事务概念主流观点的商榷——兼论需求溢出理论的双层公共事务观

受西方传统公共物品理论的影响,中国学界关于公共事务概念的主流观点是共需说+行为说。与之不同的是,需求溢出理论把公共事务的逻辑起点前移至公共管理所要解决的个人需求上——认为溢出于其本人和私组织的个人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就是公共管理所应解决或处理的公共事务,即原初公共事务或价值性公共事务;同时,为解决原初公共事务所派生出来的公共管理主体自身的管理问题也是公共管理所应解决或处理的公共事务,即派生性公共事务或工具性公共事务。由此形成需求溢出理论的双层公共事务观:一层是原初公共事务或价值性公共事务,另一层是派生性公共事务或工具性公共事务。对于价值性公共事务而言,人道需求和适度需求之间的分界线、适度需求与不属于公共事务的奢侈需求之间的分界线,因时代、国家或民族而有所不同,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共资源的承载力和风俗文化所塑造的需求偏好。     

多主体情境下市民参与公共规划的路径

当前我国公共项目规划设计与决策中普遍存在市民"规划后博弈"现象,已不能满足市民群体日益提高的生活要求,将其转变为市民的"规划中博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可以通过信息公开等前置程序的制度化、市民规划参与领域与形式的明确化、市民参与反馈机制的标准化,建立起硬约束的市民参与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教育功能,增强市民的公共意识,营造完善的公共空间,引导现有社会组织"转型"介入公益性参与,提升市民参与的公共性;推动政府、企业与市民等参与利益主体的再定位,引导市民由个体参与向集体参与转变,明确强势规划主体的参与定位,构建保障市民有效参与的规划协商机制;改变市民群体"被动性"的规划选择为主动选择,从而增强市民在规划补偿中的选择权利。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危机管理是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有较大发展,但公众参与的偶发性、无序性特征依然比较明显,同时政府动员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意识也较为淡薄,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的地位、途径和权益.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市民社会力量相对弱小,公众参与意识根基薄弱,二是我国社会缺乏发育成熟的民间组织,公众缺少有效参与的途径.解决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是增强公众危机参与意识,提升社会自我救助能力,其次要积极发挥民间组织力量,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再者健全公众与政府沟通渠道,保障危机事件信息通畅.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决策：难题分析与应对策略

公共危机决策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实践中，公共危机决策仍存在决策情景复杂多变、决策后果多重且关联、决策的支持系统有多元需求等困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危机决策的应对策略，分为战略规划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我国推进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难题的进程大致可分为规范化、精细化、体系化三个阶段，目前，还需要进一步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基本原则，力争“渐进式”地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共性难题。公共危机决策的实践创新，则通过问题导向、过程导向、结果导向的策略扎实推进“致灾因子—承灾环境—应灾主体”三要素系统优化、“责任—信息—情景”三要件有力支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社会评价”三指标同步提高，从而全面推进公共危机决策的现代化水平。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两者合作关系的建构，即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相时平等的地位支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撑；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不受政府重视，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协调机制支撑；非政府组织自身不足，决定了其参与两者合作缺乏坚实的能力支撑。对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合作能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仍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影响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社区文化发展不充分,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发展不足,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淡薄等。为此,应通过提高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规范运作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社会责任,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等对策,促进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基于社区视角的湖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研究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为满足人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劳务的系统。完善与发展社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对湖南典型乡村与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基础上，发现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经费投入不足、供需不对等与人才匮乏等问题。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湖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是统筹设计，加快文化立法步伐；二是以城镇化为导向，完善布局和供给，确保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均等化；三是贴近实际接地气，推动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不断提高；四是政府应加大购买公共服务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营。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强的原因及改变对策

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性不强,其直接原因是现代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根本原因是其公共参与受到了限制。要增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必须进行制度更新,让社会组织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     

“善治伙伴”:公共危机心理救助中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善治伙伴"关系的确立基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有效合作的前提。危机心理救助过程中,对二者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明确政府的让渡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职责清晰、互不干涉,保持非政府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发挥其在危机心理救助中的优势。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心理救助过程中面临如下阻力:政府对非政府组织重视程度不足、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心理救助缺乏资金保障、参与公共危机心理救助的非政府组织间缺乏有效协调、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心理救助过程中专业性不强等诸多阻力,为此,有针对性地选择解决对策,探寻有效路径,这已成为当下的现实选择。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认为，公共管理或公共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国家或政府除了阶级统治职能外，另一个基本职能是公共事务管理或社会管理，即创造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和活动所必须的条件。公共事务管理随政府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改变。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全球压倒性多数的经济体制。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必须紧密结合我国两种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管理的实践，研究转轨时期政府公共管理的现实问题，使公共管理理论更好地为公共管理实践服务。一、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公共…     

公共危机:政府信用建设的拐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容易诱发公共危机事件。近年来日益频繁爆发的公共危机对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其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成为影响政府信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公共危机造成的大量资源损失会破坏政府信用的物质基础；危机治理的不足也将降低公众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对政府制度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削弱政府信用的意识形态基础；危机处理中信息公开的缺陷还会降低政府信用的资信基础。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会为政府制度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完善提供外部动力，促进政府制度信用的提高；并推动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性、从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改进政府的组织信用；还能通过感官等各种刺激激发行政人的伦理自觉和责任意识，增强行政人信用。     

公共事务治理与社团主义模式

解决公共事务的治理危机需要一种合作机制的创新,社团主义理论强调建构一种有合作特征的社会结构,因而对于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对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是在社团主义所型构的社会结构中合作性地处理公共事务。     

现代“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司法的关系——由“黄静案”反思

网络作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第四媒体",已悄然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然延伸,其出现不仅改变了以往的信息传播模式,而且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与政治、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作为一种强大的公共舆论力量,当具有公共性、非常规性、冲突性法律事件发生之时,网民们以其特有的方式实践着群体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案件审理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代公共文明建设初探

发展公共文明是继承和弘扬奥运先进文化成果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提升城市软实力。加强公共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在公共生活领域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倡导相互尊重、相互礼让的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建立市民公共行为规范体系发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公共文明建设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