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纠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在纠纷解决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简便、经济、快捷、专业型及保密性强等优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和重视,并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根据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将ADR引入医疗纠纷领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     

家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家事事件发生在夫妻或亲属之间,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其解决机制上也应当体现特殊性,而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目标着眼于未来和治疗的家事事件,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美国的ADR模式、澳大利亚的FDR新机制、日本的家事调停制度都是立足于各国国情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而我国实践中家事法庭之试点与非诉讼调解机制的构建都是对新型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家事事件应当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逐步实现专门化的家事纠纷处理模式。     

“枫桥经验”与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在进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但对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ADR制度尚未达成共识。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枫桥经验"与ADR的特征和价值具有共性,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之间的纠纷,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运用民间调解机制进行劝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和显著的制度优势;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对我国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我国部分地区推行第三方调解机制形成的五种典型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议起草和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法》,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基本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构建以第三方调解机制为主,以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辅,以诉讼解决为最终保障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     

ADR程序参与人司法豁免权探析——由美国ADR实践相关判例展开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ADR）起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劳动争议的解决,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保密性强的优点,已经用来解决多种类型的民事争议。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以及律师为避免进入不堪重负的对抗制司法体系,转而寻求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以美国ADR实践的相关判例为切入点,从司法豁免权这一微观视角对ADR制度进行探讨,涉及ADR的内在价值、功能意义以及与正式司法程序的关联等问题。     

ADR的价值与我国法治建设

ADR发端于美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其对社会纠纷解决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ADR的特征与价值的分析,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优势,以及与法治建设的密切关系,以期能够为中国当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借鉴。     

借鉴国外ADR机制 完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

ADR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传统上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之外以调解或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方法,首先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美国,随即在欧洲大陆各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广为流行,已逐渐成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中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调解为传统象征.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制的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实践表明,正式的法律和诉讼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借鉴国外ADR的先进经验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发展司法ADR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欧美发展经验及其优势分析

人类的冲突和纠纷从来就没停息过,诉讼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方式,人们认为采用ADR比诉至法院更具有灵活性,更能契合当事人的需要,与诉至法院相比,ADR更便宜、更便捷。美国是现代ADR的发源地,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ADR的关注比美国稍晚一点,美国和欧盟的ADR各具特色。欧盟注重内部跨国家的ADR合作的建设,美国则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来鼓励使用ADR。非诉讼机制具有长远和即时两方面的效果。     

接近正义 寻求和谐——评范愉教授主编的《ADR原理与实务》

ADR(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时下"法治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ADR的功能分析和制度设计也成为目前各国学者研究的一项热门课题.人民大学范愉教授主编的<ADR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ADR的价值、意义及其发展前景和各领域制度设计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够通过这篇书评引起更多人对<ADR原理与实务>这本书的关注,对ADR制度的关注,尽力为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完善尽一份微薄之力.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信访制度变革

信访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演绎了解决社会纠纷、监督政府行为、沟通行政两者间关系等诸多角色,然而在新时期信访制度却遭到了质疑和冲击。关键在于缺乏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且真正有效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信访制度纳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框架,从而更加高效、便民地化解社会纠纷。     

从判决释理谈我国民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ADR强调通过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而司法程序通过强制性权威解决纠纷。由于私法领域中纠纷当事人具备法律上地位的平等性和处分权．强调通过合意而解决纠纷并进而促进当事人自治的ADR在法理上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广泛支持。以此为鉴,重构我国民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刘村的纠纷与解决——权威衰落之后的选择

刘村的纠纷大致可以分为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家庭内部纠纷。在实践中,村际纠纷、家庭外部纠纷更多的是通过司法调解、诉讼等公力救济的方式得到解决,家庭内部纠纷则更多是通过“外戚”界入来解决。刘村内部发生的家庭外部纠纷更多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解决与刘村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资源—权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高校学生惩戒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我国高校学生惩戒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内容复杂、解决难度较大等特点。学生惩戒纠纷的主要类型有行政纠纷、学术纠纷和民事纠纷等。目前惩戒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校内申诉机制缺陷突出,校外行政解决机制通道不畅,通过诉讼渠道解决障碍较多。构建崭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ADR制度对完善我国民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启示

ADR制度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之后因其具有快捷、低成本、减少对抗、保密等特点盛行于世界许多国家。ADR的主要模式为协商、调解、仲裁、小型审判、早期中立评价、简易陪审团审判。建立多元的、赋予当事人更多选择权的多种民商事争议解决制度。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及其救济机制

我国在加速推进农村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土地征收补偿纠纷。这类纠纷不仅牵涉的主体众多而且关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将不利于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现阶段确有必要切合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特点认真思考如何完善其救济机制。既要正确评判和解、民间调解及行政救济对解决此类纠纷所起的作用，亦有必要分析研讨，促进仲裁及诉讼在解决这类纠纷方面功能的发挥。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任何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解决民事纠纷机制的多元化包括民事程序的多元化、法院附设ADR和诉讼外的解决民事纠纷多元化的制度.应借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大力完善简易程序、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建立庭前和解制度、重新审视调审结合模式,确立民事诉讼法的民事程序基本法的地位和建立独立的<审判外纠纷解决法>,从整体上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重构.     

论我国民事与行政案件类型之界分

在现代社会,随着公法的私法化与私法的公法化,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界分日趋模糊。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还是属民事争议,必须考量其主体因素、公权力因素、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之实质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为更好地解决行政与民事审判权限冲突,必须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以确保法院民事与行政审判权的有效运作。     

传统中国民事纠纷处理背后的德治理念及其超越

我国传统民事纠纷的处理,采与西方两当事人公平对抗不同的“三当事人主义”,纠纷解决的形态呈千变万化的脸庞。而背后支撑它的理念则是,审判不仅仅是为解决纠纷而存在,更是推行人伦教化的根据地,审判官更俨然以“父母官”自居,打着为民做主的旗号,包办了纠纷的解决。这里见不到当事人为私权自治而奋斗的主体性,一切系于法官一念之间。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的情况下,个体主体性越来越得以彰显,“三当事人主义”下的德治理念已如昨日黄花,需要改弦更张。因此,从德治迈向法治,倡导司法独立方符现代法治理念。     

私法与公法：体系的对立与规范的混合——兼以民法的公私法属性为视点

为有助于化解公私法划分及部门法公私法属性之争议,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呈现近代私法、公法的体系划分以及公私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传统的历史性自然延续,经历了从规范、学说体系到部门法的演变;借助于现代法学方法论,解释现代法学家对公私法分类传统的质疑,实质上是揭示出以法律文本为表征的民法等部门法内在规范组成要素的公私混合性,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一种法律文本之常态;要合理考量公私法之间的关系及它们分别与部门法的关系,应立足于三个视角加以区分：传统与体系;规范;本体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