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些都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些都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西北民族地区村社联动治理的动力机制建构

村社联动治理是西北民族地区解决传统村两委治理乏力与边疆农民意识觉醒及多元需求矛盾的有效时代选择。而动力机制的构建是实现村社联动治理的基础。基于资源互补与组织协作的视角,分析联动治理动力源包括主体资源异质原生动力、利益分化驱动力、政策支持力和基层治理需求推动力,确定生发机理条件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效用、无形资产三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融资机制的"四位一体"动力机制,为实现西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内驱力。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

政策转化是衔接实践探索与制度建设的桥梁与纽带。地方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策转化对创新行动的牵引、固化和扩展功能。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看,只有把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总结好,通过政策产出的形式转化好,才能在区域和全国层面形成良好的积聚和带动效应,最终为推进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当前,与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举措大量涌现相比,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跟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改革的社会成效,也制约了制度供给的效能。基于对当前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之主体结构、关系网络、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考察,要提升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能力,必须充分吸纳政策转化的主体力量,持续优化政策创新的行动结构,不断激发政策创新的深层动力,积极完善政策创新的配套保障,努力构建科学的政策学习机制,注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地区横向整合,进而科学地把握政策转化时机,不断提升政策产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治理理论视阈下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基于赣西Y市的调查

在治理理论视阈下,对2009年10月至2014年3月间赣西Y市村干部违纪违法的539个案例样本的类型与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当前导致村干部违纪违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项目制的实施与城市化的推进、村干部自身的个人动机与人力资本、对村干部的监督缺位、村民自治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干部选拔制度等。应积极构建基层治理的多元参与格局,规范并理顺"乡-村"关系、村两委关系,搭建立体式监督网络,着力改革和完善"四大机制",才能确保从根源上杜绝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运动式治理”缘何长期存在?——一个本源性分析

尽管运动式治理因其内在缺陷受到诟病,但从本源性分析框架出发解析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源生动力,有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运动式治理。相对有效性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绩效合法性。这种有效性不仅表现为问题导向的有效性,还表现为结构导向的有效性。可替代性治理工具供给不足是运动式治理长期的现实合理性。只要供给不足的现状依然存在,运动式治理就将有存在空间。与本土治理生态天然契合是运动式治理长期存在的源生动力。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应在承认运动式治理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应用范围、限度和方法等问题,并思考如何规避其潜在风险或负面影响。     

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治理文化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合作共治互动的善治格局.治理文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态与组成部分.农村的治理文化应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提升村民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治理观念与提升参与能力是关键,挖掘借鉴“乡绅治理”与完善农村村级自治是基础,发展农村教育与促进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是根本.     

村落文化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的作用与重构

在当前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中,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深刻。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文化遗存依然根深蒂固,现代民主政治的治理体系和模式需要充分利用和重构当前中国农村村落文化中存在的很多合理因素,去粗取精,实现农村村级治理目标。     

调适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其解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基层善治,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呈现出灵活性、自主性、适应性显著特征。与常规治理、专项治理相比较,这种治理行为可称为“调适性治理”。它是以民众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一核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优势,注重社会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机制创新。调适性治理凭借其治理手段灵活性、治理主体合力性、治理资源统合性,弥补了自上而下行政化治理难以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复杂动态的限度。这促使治理体系更好地进行动态调适,充分激发党领共治动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善治能力。     

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 ——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     

协同治理视域下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探析

随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农村基层治理已步入协同治理的时代,在全社会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政府、农民、村两委、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出发,以协同治理为研究视角,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系统研究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党建引领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路径

面对日益激增的突发公共风险，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支撑。然而，组织体系的紊乱化、利益结构的碎片化与价值取向的抵牾化抑制了农村突发公共风险的有效治理，迫切需要通过党组织建设引领构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实践中，党组织能够以高度组织覆盖、统筹协调能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增强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组织韧性、利益韧性与价值韧性，强化应急状态下的农村韧性治理能力。为此，党组织应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塑造坚实的组织根基。同时，党组织亦需要构筑标准化的韧性治理体系、加强农村社区韧性文化建设、创新农村韧性治理工具等，确保农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成效。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比较

地方治理决策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受到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不同,具体表现为:美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资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无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要高,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相对要低;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多中心决策体制,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单中心决策体制;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以公民和社会职能为导向,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以政府和经济职能为导向.     

网络时代政府危机治理的特征分析

比之非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政府危机治理存在着重大差异:一是治理环境的差异,前者相对比较封闭,后者则正趋向开放;二是治理结构的差异,前者是高度同质化的行政治理,后者则逐渐具有了迈向多元化合作治理的初步特征;三是治理资源的差异,前者是典型的权威配置模式,自上而下,后者则是逐渐多元的混合配置模式,各种新型治理工具不断导入到危机治理中来;四是治理绩效认知的差异,前者侧重于应急绩效的考评,后者强调基于公共危机周期的风险管理,更具有动态性与系统性。由此可以判断,现有危机治理模式具有秩序导向的行政修复的显著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对于秩序价值的核心关注、超自主性的权威集聚、阶段汇流性的资源整合、便宜从权性的行动规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