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在完善协商民主和引导扩大有序参与上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的同时又提出扩大有序参与这一全新的理论观点,目前正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新热点。该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扩大公民参与,就决策立法达成共识。协商民主与扩大有序参与的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有序与守法。就实践而言,统一战线在其核心要素中有着天然的特殊的优势和作用。     

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广东样本、规范与模式转换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实践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在征求公众意见、吸收公众直接参与法案起草与修改、推行立法论证和立法评估、尝试辩论机制引入立法听证、组织公民旁听立法会议等方面屡屡创新,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公众参与规范体系。当然,新时代的广东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效力水平,逐步实现从参与式民主立法向协商民主立法转换,建立起人大常委会主导的地方立法协商新模式。     

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参政党建设——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研究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它强调理性交往和参与,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地公共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协商民主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内在的契舍性,是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和加强参政党建设的价值选择和制度选择。在未来国家治理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应从单向集中型政治协商转向双向互动型协商民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实践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民主理论的转向,它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反思、对话、辩论等,就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的＂三三制＂政权是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一种实践雏形,为我们今天的协商民主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以政协参与立法深化协商民主

政协参与立法是近年来地方政协尝试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协商民主不应是政治理想和方式，而且应当具有制度的保障。民主立法是政治民主的首要形式，理应体现协商民主的精神。各地政协尝试的参与立法实践，不仅深化了政协政治协商的内涵，而且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按照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的目标，在政协参与立法方面，要把政协参与立法明确为政协政治协商职能的重要内容。政协参与立法不是政协升格为两院制的手段，而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应有之义。政协参与立法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还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体现，与西方两院制下的立法有着本质的不同。推进政协参与立法，在政协参与立法中形成政协参与立法的制度规范，不仅有宪法和法律的依据，而且符合民主法治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略论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注重在公共理性和共同“善”观念的基础上，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来达成法律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以其公共性、平等性、责任性和一致性等特征超越了选举民主的理论悖论，并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勾连；它通过强调参与、协商和讨论等具体方式而摆脱了选举民主的在中国所面临的实践困境，并与党的领导相融洽。因此，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团体协商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人民团体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协商民主的独特形式之一。解读人民团体协商的概念必须根据协商民主的概念,追溯人民团体协商的起源,辨析人民团体协商概念中的主要要素,进而得出人民团体协商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各类人民团体为主体,通过充分利用人民团体层级广泛、领域广阔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搭建协商平台,平等公开地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协商讨论中,参与到政府公共事务决策中,参与到利益相关的具体事件的解决中,以求最大限度地解决矛盾,达成共识的一种协商形式。     

关于将对话性协商引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思考

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工作更加艰巨的情况下,让公众参与进来,能够发挥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同保护我们的环境.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已经体现在我国环境法的很多制度规定中.但是目前的实际参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而对话性协商民主作为协商民主的一个模型,倡导公众和其他主体平等地参与到一个面对面的协商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自由的发言和平等的对话阐述他们的观点,提出问题并得到有针对性的回答.这样,将对话性协商运用到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中,公众就可以通过便利的渠道为其他主体提供一些环境信息,并且可以通过对话,把他们的智慧展现出来.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与普通公众的对话和协商,扩大他们的信息范围,考虑得更加全面,从而得出更高质量的决策.     

西方协商民主：内涵及核心价值

民主是人们从古至今所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东西，也是实现人类解放、民平等的重要手段。随着学术界对民主的不断探索，出现了协商民主理论。这不仅表明了世界政治局势的转变，也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并通过反思、对话、辩论等形式，就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达成共识，并赋予立法和决策的合法性。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当代政治协商理论的重要部分，它的价值与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值得思考与研究。     

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及实践探索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协商民主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意味着不同的政治行为者能够制度化对话和讨论,达成共识,做出合法决策。协商民主是我国政治结构内的一种具体的民主形式,它对于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动广泛的政治参与、锻炼和培养公民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多样,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充分利用制度存量,主动创新制度增量。     

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话语交往逻辑

作为一种旨在增进区域公共利益的合作治理形式,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以共识为纽带,加强了政府间关系的协调。话语交往主张通过协商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它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内在诉求高度契合。从话语交往的视角看,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过程,是各个地方政府广泛深度参与、充分协商交流、进而达成共识的逻辑递进过程。这一过程依赖于构筑协商交流平台、完善协商交流规范、健全协商交流的制度保障等路径。     

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交往逻辑——基于话语交往的分析视角

作为一种旨在处理区域性公共事务、化解分歧和冲突、共享区域公共利益的合作治理形式,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以共识为纽带加强政府间关系的协调。话语交往主张通过协商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它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内在诉求高度契合一致。从话语交往的视角看,区域合作共识达成的过程,是各个地方政府广泛深度参与、充分协商交流、进而达成共识的逻辑递进过程。这一过程依赖于构筑协商交流平台、完善协商交流规范、健全协商交流的制度保障等路径,三重路径相互作用并且相互影响,最终确保区域合作共识的达成过程有序运行。     

政党协商的时代价值、现实困境和路径依赖

政党协商是协商民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在政党政治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协商以政党为协商主体,以公共协商为核心要素,以达成共识为根本目标,通过党际民主,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加强政党协商,能够扩大和拓展我国政治参与空间,有利于提高执政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本领。我们需要坚持以宽阔的视阈认识和把握世界政党发展的态势,以科学的方法把握政党协商的特点与规律,把政党协商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向更高阶段。     

共识理论视域下协商民主的构建理路及启示

面对多元社会中共识匮乏所导致的西方竞争性民主政制稳定困境,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秉持公共理性的认知基础,强调多元差异合理存在的前提预设,坚持和而不同的民主宗旨,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构建理路。罗尔斯倡导重叠共识理念作为协商民主政制的建构基石,哈贝马斯则主张交往共识理念作为协商民主生活的沟通准则。他们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的二维视角将分歧与冲突纳入到民主体制内,通过互动协商达成携手并进的基本共识,从而构建了走出西方民主困境的可能出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共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构建理路也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两者的理想化难题,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境。尽管如此,其对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于立法协商的实践探索

立法协商是立法过程中广纳建言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从地方立法协商实践看,存在立法协商主体作用发挥不到位、立法信息公开程度低和协商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构建立法协商制度应重点构建立法信息公开机制、立法协商辩论机制、立法协商反馈机制。     

以三元素为核心的协商文化建设和实践——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之文化思考

在协商民主中,要达成共识,必须遵守有序的规则,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用妥协精神来滋润。理性、妥协和有序是协商民主的三个重要元素和协商文化的内核,也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理念,它们在协商民主中各自占有重要地位,而所发挥的作用正是协商文化功能价值的体现。要在人民政协实践中培育协商文化并用以滋润委员的履职活动。     

地方立法中公众有效参与的困境及应对

作为人民民主国家,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参与地方法规规章制定的基本权利,公众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提出各种客观、合理的意见建议及诉求,参与到地方立法工作中来,地方立法机关需要在立法过程中重视并广泛征询公众意见,以此确保地方立法科学、民主。但是从实践来看,我国不少地方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不足,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参与规则不合理,公众的参与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方面。为提高立法的公众参与性,必须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公众参与规则体系,进一步优化完善公众的参与保障机制,从而破解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困境和难题。     

协商民主的限制简析

虽然协商民主号称是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但是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诸多限制。协商民主强调以共同善为依据达成共识,但是共同善常常无法达到;协商民主强调以理性对话为主,但是参与者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即使能够完全按照理性来进行协商,也未必能够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协商民主主张由一般民众在公开、透明、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讨论,但来自政治精英、经济优势阶级、专家学者、媒体的政治操弄始终无法避免。由于这些限制,协商民主无法替代代议民主,它的价值在于培养公民的共和精神和包容、参与、平等的政治文化。     

论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一个法理和制度分析的框架

近年来,公众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参与活动成为公共生活民主化的典型符号。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中的公众参与已经相当普遍,但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尚待拾遗补缺。本文试图从法理和制度分析的框架对环境司法中的公众参与进行探讨,认为我国有必要通过社会权利的可司法化,赋予公民救济其环境权的司法途径,旨在为我国环境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可资参酌的共识。     

中国特色公众协商途径与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基于12省市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

从作为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出发,本文考察中国语境下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在公众协商途径及其实施周期,以及不同职务级别、单位类型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厅局级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科级和县处级干部高;党政部门实施决策听证会、党务会议、收集民意的周期越短,领导干部对协商民主实施越满意,但接待信访群众越频繁满意度越低;人大、政协、法检及群团组织实施决策听证会、接待信访、热线电话、网络问政和群众评议获得的满意度在不同实施周期之间无显著差别;政协领导干部经常收集民意比偶尔收集民意所获得的协商满意度要高;东部地区领导干部的协商民主实施满意度比西部地区高。面向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调动基层领导干部运用协商民主的积极性,强化党政机构实施协商民主的主动性,重视公众主动发起而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被动卷入的公众协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