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机制

2003年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详尽地规定了对腐败犯罪人引渡的原则和规则,构成了完整的引渡机制。《公约》的一系列引渡原则,对传统国际法的引渡制度作了进一步确认、补充和发展。作为对外逃腐败犯罪人定罪处罚的前提条件,《公约》的引渡机制,无疑是国际反腐败司法合作各种形式中最为重要的形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引渡制度探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目前反腐败方面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它筑起了一道强大的国际反腐法律强网.实现对腐败犯罪的引渡是国际反腐败的一种自然延伸.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引渡的规定既是对缔约国的要求,也是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有效路径.为了实现对腐败犯罪的引渡,接受"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则是我国的上上选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双重可罚性引渡原则研究

双重可罚性原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腐败犯罪引渡的首要原则。双重可罚性原则与引渡的其它原则,如双重犯罪原则、相同原则以及相互主义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促进对腐败犯罪行为的国际引渡与合作,《公约》还规定了双重可罚性原则的例外。我国现行《引渡法》确立的是双重犯罪原则,因此有必要修订为双重可罚性原则,并在腐败等犯罪行为上突破双重可罚性原则的限制。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问题刍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传统国际法上引渡原则的突破大大提高了缔约国之间成功引渡腐败犯罪分子的可能性,但在死刑犯的引渡问题上却只字未提。在"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的今天,中国在"贪官"引渡问题上的出现了困境——存在死刑刑罚与"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之间的矛盾。本文拟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治本之策,废除我国刑法中关于对贪利型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     

试论我国的引渡制度

引渡制度渊源已久,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合作方式,其理论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日臻成熟.我国引渡制度比及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国际司法合作的不断展开,引渡制度也在与时俱进、逐步成熟.但是,现存的引渡制度在实践中、立法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大大限制了我国对外逃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阻碍了我国引渡实践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完善我国引渡制度的几点建议.     

战后中法引渡战犯问题交涉

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第一份战犯引渡公约——《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公约剔除了传统引渡制度中"政治犯不引渡"的条款,以保证对战犯的彻底追究和惩治。二战结束后,中法两国达成以该公约为相互引渡战犯依据的协议,在处置战犯问题上从冲突走向司法合作,保证了战犯审判的顺利进行。中法两国在引渡战犯上的初步实践,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公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开启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合作惩处战争犯罪的先例。同时也是废除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当今社会处理国际事务富有启迪。     

国际反恐合作与不引渡问题探析——以首例“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的引渡案为切入点

首例"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的引渡风波,发生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生效前后,突显了国际反恐合作与不引渡问题之间的现实矛盾和激烈冲突。如何消除引渡障碍和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各种对策的分析可以发现,"审罚分离"是有效消除障碍、加强合作并缓解反恐合作与不引渡这对矛盾的良策。这一国际社会的新举措,对于已签署该公约的中国,尤其是对于完善中国的有关引渡合作,更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浅析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引渡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原则,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承认。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国际国内法领域接受了这一原则,其在国际引渡合作领域的作用目益突出。然而,这项原则在我国的引渡制度中却未能突显,这让我国在引渡、遣返外逃经济犯罪分子时遇到诸多障碍。本文认为以明确的态度接纳死刑不引渡原则,并完善相应立法规定,有利于我国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有效打击国际犯罪。     

论我国引渡程序的完善与发展

引渡在现代国际犯罪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引渡过中启用有效、合理的引渡程序能加强控制和打击日益严重的跨国犯罪,并为各国的引渡合作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引渡程序冗繁复杂、规定不一,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国际引渡合作的效率。本文比较分析了各国引渡程序中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引渡法加以解读,指出我国引渡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主动引渡制度研究:经验、问题和对策

主动引渡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种机制,已成为我国打击严重犯罪、缉拿外逃罪犯的重要手段。虽然我国在建立和完善主动引渡制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仍然面临缺乏从某些国家进行引渡的法律依据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不断扩展我国与外国引渡合作的条约关系等五个方面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主动引渡机制。     

创制《上海合作组织引渡公约》,惩治跨国“三股势力”犯罪

本文指出顺应现代引渡制度发展趋势,结合中亚法律制度特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创制上海合作组织引渡公约,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分裂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的新要求。     

浅析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国际上一项重要的现代引渡刑法原则。对死刑犯采取不引渡原则,并不等于死刑犯会而逃脱各国法律的制裁。正如有的专家所言,在各国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对触犯刑律的被告人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具体的量刑问题。本文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概念出发,基于我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司法实践,以期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提供建议。因此,我国在国际引渡合作实务中,应灵活运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尽力消除引渡中的"死刑门槛"障碍,以更好地开展国际引渡合作,打击国际犯罪。     

接轨:挑战与机遇的来临——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中国刑事法制的自我调整

我国现行反腐败刑事法律制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实体法方面看 ,该公约对诸多行为的犯罪化态度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很不一致 ;从程序法以及证据方面 ,该公约提出的诸多要求 ,需要我国现行法律积极回应 ;从反腐败国际合作看 ,如何加强国际合作 ,创造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 ,对于我国今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该公约所建立的诸多机制 ,为我国积极预防和遏制腐败犯罪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同时也对我国现行刑事法制提出了挑战。如何根据我国实际与该公约的规定相衔接 ,是我国目前需要认真解决的一大课题。     

关于影响我国腐败犯罪引渡的情形的思考——以"政治犯罪不引渡"与"死刑不引渡"为视角

在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背景下,面对我国一部分腐败犯罪的犯罪分子长期滞留国外无法得到法律制裁的现象,我国应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将该类犯罪分子引渡回国进行法律制裁并挽回国家财产损失。本文旨在通过对影响腐败犯罪引渡的若干情形,即腐败性质的犯罪与政治性犯罪的司法审查区分以及死刑不引渡情形做相应的思考。     

从《北京反腐宣言》谈引渡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调向外逃贪官宣战,先后引渡了如赖昌星、余振东等多名外逃贪官回国.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方推动通过了《北京反腐宣言》,并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这意味着亚太各国在共同清楚腐败毒瘤、加大追逃追赃、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等方面的合作认识更加趋于一致,中国与美国、加拿大等APEC成员国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等领域的谈判步伐加快.本文从《北京反腐宣言》出发,以国际法为视角,就引渡制度发展与反腐败国际合作进行探讨.     

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及其发展

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它对于国家相互之间开展引渡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自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引渡制度的发展。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这一引渡原则。     

关于我国刑事法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几点初步探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合作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法律机制。结合公约规定,我国应当对现行《刑法》中相应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应当引入控制下交付以及监视、特工行动等特殊手段;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与区际合作方面,也应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     

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若干思考

现代引渡制度是国际间的一种司法协助制度 ,重视引渡的司法性、排除政治对引渡的不必要干涉、将引渡完全纳入法制轨道 ,已经成为全球引渡立法的趋势。我国于 2 0 0 0年 1 2月 2 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 ,这是我国第一部引渡法 ,结束了我国没有引渡单行法律的历史。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在本国国民不引渡、死刑不引渡、“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简易引渡制度、被请求引渡人的损害赔偿权以及引渡的审查制度等方面存在缺陷或空白 ,亟需完善。     

论当前国际反腐败领域的执法合作与我国的实践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犯罪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公约。公约在第48条＂执法合作＂标题下,对国际反腐败领域的执法合作做出了详细规定。我国执法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加强务实合作,在反腐败执法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论特殊侦查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为视角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反腐败公约》），这是通过国际合作打击腐败的首部国际法律文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反腐败公约》第50条规定了特殊侦查手段。我国应当借鉴《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手段，同时设立科学严格的程序进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