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公务罪的司法适用

由妨害公务罪的刑事立法及其所对应的前提法所决定,妨害公务罪的对象并非学界通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抑或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而是依法进行的国家公务活动或者国家公务活动的辅助延伸。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务活动适法性的判断,应与行政法的机能及其规定保持一致,只要依照法定程序表明公务身份,且在该身份所具有的一般权限范围内进行的公务活动,即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现行指定管辖等管辖变更制度与回避制度的并行不悖,足以确保妨害公务案件诉讼程序适用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因而侦查整体回避等整体回避的概念和制度,实无引入我国的必要。至于遭受妨害公务行为侵害的公务活动的执行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司法人员主持下进行刑事和解,则视案件性质是否发生转化而定。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     

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行为新增为妨害公务罪第5款并规定从重处罚,一定程度上平息了理论界就是否新增袭警罪的纷争,为实现条文间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制范围的明确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在适用过程中,应明确妨害公务罪的主要客体为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对警察的理解应不限于被授予警衔的人民警察,公务的正在执行也不应局限于严格的上班时间;同时还应结合社会危害性内容,将暴力限制为对警察的人身暴力,其程度应为轻微伤以上,轻伤以下,并且适当考虑暴力的原因。     

重大传染病疫情社区综合干预:问题与改进

社区综合干预作为一种具有连续性、协调性的基层卫生健康服务,在重大传染病疫情预防、预警、减缓、处置和恢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现阶段,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社区综合干预存在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具备率低、基层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社会组织参与度低、公共卫生财政投入不足等诸多现实困境。据此,应该通过促进社区综合干预制度化与常态化、优化基层卫生资源配置、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综合干预网络以及创新社区综合干预模式等一系列措施,提升基层社区在重大传染病疫情中的综合干预能力。     

重大疫情防控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重大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全民战争,大学生是抗疫队伍中的重要力量。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的客观需要,也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及亲和力的重要举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重大疫情防控密切关联,思想政治教育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宣传导向、凝聚动员及调节疏导的功能,重大疫情防控又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与生动素材。明晰二者联系,把握重大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境,从而合理设置重大疫情防控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科学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做到防控与育人相结合,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开展,对战胜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研究

妨害公务罪是为了确保国家公务的正常执行而设立的,其犯罪对象在以下方面应予以明确:(1)在共产党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为本罪的对象;(2)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不应成为本罪对象;(3)受托从事公务的人应予以保护;(4)凡是对从事公务行为的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施妨害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都应按妨害公务罪处理。     

妨害公务罪的历史比较研究

妨害公务罪是为了保障正常的公务活动对其破坏者予以制裁而设定的一种罪名。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妨害公务罪立法演变的考察,及对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与刑罚处罚变迁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妨害公务罪的递变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发生期间刑法适用的若干问题——以“两高”关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刑法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为范本

非典型肺炎发生后,"两高"迅速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若干犯罪行为的定罪与量刑问题。强调特殊时期刑法适用的原则,对特殊时期的含义予以规范的界定,从定罪与量刑两方面认定特殊时期的典型犯罪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重大疫情防控网络谣言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大疫情防控中民众和社会承受能力比平时脆弱,网络谣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网络谣言治理分政府规制和市场治理两部分。政府规制的过度运用会造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空间被挤压,无法平衡言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出现"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特殊时期必须践行依法治谣,把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打造行业自律、民众自觉等与政府依法监管有机统一的二元化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网络谣言治理的法治化和高效化。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消费者风险认知的研究与进展

根据风险认知理论,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主要是消费者对风险的主观认知来决定其消费行为,而不是客观的动物疫情风险本身,风险认知一般可从身体损失、性能损失、金钱损失、时间损失、社会损失和心理损失这六个维度来解释,而且主要由消费者的社会及心理因素决定其风险认知程度,当风险认知超过一定水平,消费者会采取一系列行为措施降低主观认为的风险。     

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法律适用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指定监视居住制度,厘清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决定、监督、变更程序,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立法精神,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检察实践和学者观点的评析,提出探索性适用机制的路径,以期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有所裨益。     

发挥统战优势助力重大疫情防控工作研究

统一战线作为党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服务应对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凝心聚力共同抗击疫情中责无旁贷。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充沛、联系广泛等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团结一切可以调动和团结的力量。面对重大疫情,统一战线要发挥优势作用,以众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重大疫情下网络社群的风险治理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现实社会里采取了限制人际交往、切断人群聚集等一系列有效的防控措施,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转移到了网络社会。网络社群作为网络社会基本的组织单元,由于疫情使其功能被不断拓展、影响力迅速攀升,社群内的群体认同也被疫情强化。同时,网络社群也会带来使谣言裂变式扩散、容易成为情感宣泄场和集群行为的号召地等社会风险。大数据分析技术能提供风险预警,多元力量依法协同应对以及网络社群自律机制的完善都有助于科学推进网络社群的风险治理。因此,充分发挥网络社群的积极作用,消除或降低其风险,必将有助于线上线下团结奋战,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妨害公务罪中被害人问题初探——从四起案例谈起

近年来,因暴力抗法引发的妨害公务案件不断增多。在办理妨害公务案件中遇到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文章通过四起妨害公务案,阐述了妨害公务罪中被害人的认定及维权等问题。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公安监所应对机制研究

在重大疫情发生背景下,公安监所面临着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封闭环境下的快速传播风险、重症人员所外送医就诊风险与疫情传播下的强制措施变更风险,而现有公安监所突发疾病应急处置机制,又不足以有效应对监所疫情防控需要,开展公安监所疫情应对机制研究,有助于提升监所应对突发疫情的防控能力,降低疫情在监所内传播与扩散风险,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与监管安全。     

浅析重大疫情下个人隐私的保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发,不仅对全球范围内的人类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也是对各国现代化治理水平的考验与挑战。严峻的防疫形势下,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联防联控措施,但一切决策都应建立在对各地防疫情况的精准把握之下,因而对于群众普遍的信息搜集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础手段。配合有关机关进行出入场所信息登记,进行体温测量等信息收集行为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但是问题在于,在信息收集、传递与加工利用的过程中,公民个人隐私被不正当获取、披露及利用的风险也随之加大。我国立法对于疫情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并不健全,应当通过完善个人隐私保护体系、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等措施,防范疫情下公民隐私的不正当利用行为。     

重大疫情应对中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探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重大疫情应对中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应行之举,以宣传英雄模范、彰显制度优越、展现联防联控凝练大学生爱国之情;通过培养科学辩证思维、增强心理素质、关注疫情总结砥砺大学生的强国之志;鼓励大学生参与舆论监督、辟谣止谣、亲身参与疫情应对实践报国之行。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有机统一,是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的方式。     

重大疫情期间民事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民事失权制度是立法者对不平等的有意利用,是一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手段.主要宗旨是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社会成员的驯化.重大疫情期间,社会进入紧急状态.国家和政府会采取严格的管控政策和措施,公权力扩张和集中,民众的权利会遭受到克减、限制或剥夺.重大疫情期间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其背后的价值判断是为了保障全体民众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