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重逻辑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建设、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创新五个维度为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革新提供理念指引,彰显了新时期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国际视野和大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整合历史与现实、整体与个体、义与利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恩格斯海洋观为理论逻辑,以中国海洋需求、世界海洋困境为现实逻辑,以建立新型海洋国家关系、保障世界人民福祉为实践逻辑,回应了共同体思维下中国应对海洋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共担全球海洋责任的立场和态度。     

海洋生态安全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海洋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然而,随着人类不断地破坏海洋环境及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生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总结借鉴其他海洋发达国家生态安全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横向上,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及加强海洋生态安全管理与执法机制建设;纵向方面,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高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及提高国民海洋生态保护意识。     

全球海洋治理视角下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中国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对全球海洋治理影响深远,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大国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向国际社会贡献的"中国方案",使全球海洋治理秩序朝向更为合理、平等与有序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类合理利用海洋与有效保护海洋的和谐共生。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机结合,为引领和推进全球海洋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四个维度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效能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保持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必须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要从治理体系融合度、治理效能认可度、治理资源协同度和治理生态共建度四个维度出发,探索社会治理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新路径：深化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健全多元主体治理参与机制;强化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实现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坚持开拓创新的治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社会治理的良好生态。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无法有效对接、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数据管理统辖能力较弱、数字政府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因此，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建政府数据信息安全规范体系、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机制创新

制度是程序规范,治理是集成行为,二者互为依存、互为补充,通过中间机制完成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时代命题,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更好发挥制度与治理正相关促进作用的必然要求,是更好应对新时代改革开放新特点的必然要求。转化需注重五个维度机制的综合运转：内在衔接核心在于制度与治理体系整体化建设;外在转化聚焦价值理念与时代背景引领下的理论与实践综合作用;纵向对接强调形成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合力;横向协同注重跨主体、跨部门、跨领域各要素间协商互动;动力平衡要求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并重。五大机制环环相扣,协同发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才能行稳致远。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路径——以烟台市党建示范区为例北大核心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语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基于对烟台市党建示范区的案例分析发现,乡镇党委通过构建区域性党建的治理结构、发展政经合一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建立党群联结的社会治理网络三个方面的党组织建设创新,从治理理念的转型、治理主体的转变和治理结构的构建三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在于,将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政体制与村民自治中的一种治理机制,利用党组织建设的灵活性和党员身份的复合性,通过党组织建设创新,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殊的组织优势,能够实现乡镇政府和村庄社会的联结,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和推动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整体性治理理论视域下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优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海洋经济发展中"重开发、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严峻。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治理主体权责配置、治理政策执行、治理整合机制和治理信息共享机制的"碎片化"现象,使得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下。"碎片化"的原因,有海洋规则与区域规则的冲突、部门利益化和治理信息不对称等。由此,需要对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职权结构体系、海洋行政执法体制、沟通协调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进行整体性优化,以实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高绩效。     

基层政治生态优化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基层政治生态是基层治理的环境基础,通过对治理主体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着治理的最终成效。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村官腐败、村霸横行等问题都与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破坏有关,只有通过政治生态的改造才能更好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目标,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农村政治生态的开放性更高,政治生态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使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更多。这就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

中国生态治理面临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多重挑战,如何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已成为重要课题。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现代化对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信息技术支撑的环境治理、互联网+绿色生产与消费、电子化的协同治理是数字经济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三重路径。在信息技术支撑的环境治理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环境数据平台、智能环境监控系统和环境预警机制等,提升数字生态治理的操作性和透明度;在互联网+绿色生产与消费方面,要制定良好的政策和法规,推行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理念,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在电子化的协同治理方面,要推动社会各界参与数字化生态治理,推行社会共治原则,发挥群众的力量进行数字化生态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构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指明了方向,生态治理长效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两者耦合于社会治理范式的现代转型。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由绿色法治机制、创新驱动机制、文化培育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吸收借鉴机制组成的"五维一体"复合结构。其中,绿色法治是生态治理取得长效的保障、创新驱动是取得长效的核心、文化培育是取得长效的重点、公众参与是取得长效的依托、吸收借鉴是取得长效的条件。当前,积极构建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生态治理现代化:理念、能力与体系的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生态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生态问题,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生态治理理念、生态治理能力与生态治理体系等方面进行重构。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径选择

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深入探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性”特质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困境和难题的突破。而协同意识与规范意识不强、传统管理思维下导致的治理主体地位不平等和各治理主体间的权责界限不清晰正成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重塑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理念、整体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及优化协同共治的结构体系，为消解困境难题提供新思路和优化路径。     

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研究——基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实践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在率先破解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难题方面具有示范意义和责任。基于文献梳理及国内现有实践，行政有界、生态无界矛盾背景下的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框架得以构建。分析一体化示范区案例可知，跨界水生态协同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复合、开放、多元的复杂系统，它的协同体系构建主要基于由政治势能、法律权能、经济动能、社会效能组成的外部驱动机制和流域内各行政主体、利益主体、参与主体间建立的内部协调机制，这都大幅提升了系统整体性功能的发挥，最终实现从“分治”走向“共治”，从分化走向协同。     

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何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新课题。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路即真正理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涵义是前提,切实有效地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是关键,不断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是保障,先行建立生态文明治理体系是突破口,学习借鉴国内外的相关先进经验是必要条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     

中国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治理是作为过程和结构的双重治理,这体现为在社会抗争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过程中,社会抗争治理形成为何治理、何以治理、以何治理和治理如何的治理结构。这是基于作为底层社会利益博弈的社会抗争的结构、正面和负面功能、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而形成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通过建构以制度化治理为理念,以政党领导、国家主导和社会协同的治理主体格局、以价值、组织和制度资源为治理内容的治理机制,实现社会抗争治理的抗争有序化和抗争有益化效果。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国国家安全视阈中的边疆生态治理研究

国家生态安全是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一项基础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治国必治边",边疆生态安全关乎国家的整体安全,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基地和应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边疆生态安全面临自然资源利用低效、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土壤侵蚀严重、草原生态功能退化、海疆污染严重等问题,严重危及国家安全。这要求边疆地区尽可能地合理利用边疆资源禀赋条件实现"三大效益"相统一,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以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提高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展合作治理等推进生态治理,维护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