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几点思考

在"微时代"的背景下,高校要赢得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就需要从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主线、载体等几个方面把握"微时代"的基本特征。同时,我们应增强忧患意识,认识到"微时代"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的风险挑战有:话语机制转变对高校师生舆论安全的冲击,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高校师生政治信仰安全的冲击,"去中心化"对高校师生价值观念安全的冲击",泛娱乐化"对高校师生思想文化安全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形势,高校可以从利用"微平台"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抵御和防范西方意识形态"微渗透",构筑校园"微文化"建设,依法加强高校的网络空间"微治理"等几个方面思考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的对策。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中国运动”

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中国发挥社会扶助作用的同时,也传播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稳定。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防范、削弱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方敌对势力乘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侵蚀,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中的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除了在策略上抵制和防范外部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外．其根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的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及当代价值述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对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性、阶级性分析,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的概念、内容、方法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这对指导当代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正确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渗透。     

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与教育引导对策

了解西藏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和防范宗教渗透意识情况,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西藏高校必须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宗教观教育,从四观两论教育、思政课教育、思政队伍建设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教育引导,从思想上构建起防范抵御西方价值观的屏障,确保校园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兼析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之关系

鉴于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二者在抽象和具体双重层面的密切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是一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还体现在:它可以引领社会思潮,抵制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夯实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等。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现状的分析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章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两方面来阐述目前国内现状。     

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风险源点。由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立足国家安全、政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价值所在。面对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来的技术逻辑下的权力风险、精准推荐下的算法风险、数据迷失下的价值风险,必须重视创新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提高能力以激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机制以打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和保障网,从而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权安全。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逻辑北大核心

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法与关键环节,从而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目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这就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二代领导集体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开辟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不仅要理性地认识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强化功能来保障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基层党组织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适应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从保障执行、凝聚群众、自我治理、协调整合、信息沟通等方面强化自身功能。     

关于改造小农意识的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理论中,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十分丰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资源,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小生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试论执政党的力量之源

作为执政党,必然有力量。究其实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来自于自身力量,来自于人民力量,来自于国际力量。深入探讨执政党的力量之源对于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