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党史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进行了广泛而又认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表了大约600多篇文章,其中有学术价值的约200多篇,并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关“文革”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谭宗级等著)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整理工作之我见

党史工作为现实服务,最根本的就是利用党史资料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服务。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更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作用。如何整理好这一历史时期的资料,我们的三点体会是: 突出指导性:遵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只有整理出符合《决议》精神的史料,才能反映这一时期的面貌与规律,对资政才     

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开始的,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目前尚处于开创阶段。据统计,十年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大约690多篇,主要研究专著有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论析》和谭宗级等编著《十年后的评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     

科学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得失

“文化大直命”十位，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彻底否定。但是，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拟”文革”同“文革”时期的历史区别开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我国经济建设的符合实际的基本估计。《决议》告诉我们：一方面，由于“文革”的发动和发展，打乱了我国国民经…     

浅谈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以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心,围绕《决议》系统地学习党史,使学员普遍感到这段学习,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方法得当,效果较好。他们联系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的历史实际,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联系三十二年的历史实际,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正确认识左倾错误的发展及其危害,划清社会主义原则同左倾错误的界限,加深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普遍表示:“决心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四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很突然的,人们当时不理解,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了全党智慧,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论断。经过7年多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仍然是我们研究“文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彻底否定“文革”是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观的根本要求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但是,在整党中,有的人仍然千方百计地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辩解,他们祭起的法宝之一就叫做     

“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决不能重演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我们党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应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哪些有益的教训呢?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和科学的总结。     

牢固树立和运用正确党史观 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正>2021年2月,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正确党史观”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我们党作出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百年党史的“极简精华版”,是以正确党史观看待百年党史的集大成者,是党史工作者学党史、写党史、用党史的根本遵循。学决议、学党史、学理论,至关重要的是要掌握其中所蕴含的正确党史观。只有学好第三个历史决议,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下)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就当时起草《历史决议》的时限而言)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是“文革”这一段,因此要注意着力研究,否则对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就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议论。然而,这种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一般地说,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研究者难免要带有对这场巨大灾难的愤怒情绪。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学家。我们不能象法国的著名作家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那一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乔木同志认为,写“文化大革命”史甚至比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还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     

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20多年了。20多 年来，在如何评价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方面，一直存在着种种不同说法。“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有一种较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直到现在，这种说法也还被不少出版物和文章沿用。西方的“权威”之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直接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中国“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7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问题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分为四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从1957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标题下写1976年10月以后。1991年我们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就以《历史决议》为根据,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成四段,各写了一章,即第六至第九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后,写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一章,即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一直写到1991年写书的当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期问题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分为四段:从1949年到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从1957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历史的伟大转折”标题下写1976年10月以后。     

邓小平论党史研究

要实事求事地总结历史经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第fu卷）第365页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深刻认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

深刻认识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体会安建设众所周知，对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已经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历史性的评价。这就是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     

如何看待北京市“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同志

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之为“在徘徊中前时”。北京市在这两年里表现出明显的“徘徊”局面。为更好地研究这两年的工作，编好《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和《北京改革开放简史》，2008年4月，我们采访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同志。通过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他以历史当事人的身分谈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使我们颇受启发。特整理成如下文字，以飨读者。     

开创党史研究的新局面

充分认识党史工作的重要性,培养 树立职责意识 中央和省委对党史工作历来都很重视,从毛泽东、邓小 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以及曾庆红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史工作 发表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如 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中指出:“现在大家研究党的历史, 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便不能把事 情办得更好”。1994年1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 主任会上也指出:“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     

国内“文化大革命”研究概述

“文化大革命”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十几年来,国内的“文革”研究虽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与它的重要地位相称的热潮,但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文革”的研究和探讨也一直没有停止。因此,总结一下十几年来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文革”史的研究,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加快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许不无裨益。一、“文革”研究的三个阶段严格地说,对“文革”的学术研究始于1981年6月,即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在此以前报刊上发表的揭批“四人帮”的大量文章,除极少数几篇外,基本上都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但这些政治批判文章与后来的“文革”学术研究又有一定的联系。我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文革”研究还是应该从粉碎“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