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央权威再造——基于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考察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顺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关键作用。在市场化转型的初期,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中央通过向地方分权成功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为市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央通过财政、金融和市场监管领域的改革,重塑了中央权威,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央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破除攻坚阶段改革面临的障碍;另一方面根据前一阶段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状况,适时推动了治理权力下放,以更好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市场化转型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有效破除了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藩篱,推动转型不断深入;成功进行了顶层设计,推动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构筑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培育了国家治理的能力。与通过弱化中央权威而实现市场化转型的国家不同,中国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成功实现了市场化转型。这既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核心特征。     

论构建云南民族地区和谐民族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的民族关系。目前,云南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从总体来看是和谐的、巩固的和发展的,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云南部分民族地区的民族矛盾和纠纷日益凸现,影响和谐民族关系的不利因素有所增加。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民族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探讨实现云南民族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政治机制,很有必要。     

中国国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

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央政府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能力。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人事权,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以及对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纲的考核标准,使得当前我国中央政府在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尚有不足,这是我国国家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导致这种现象产生深层次的原因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关,也跟我国现处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进程有关。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立法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立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中间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政治属性,有助于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法律属性,有助于强化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与法治意识。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地方立法,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论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涉及到国家的独立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等重大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为处理好这一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总结 ,有利于改革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关系。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三个层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大变化，表现为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改革，一般都是经济关系变化的延伸和发展，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国家内部的认同冲突及其治理

由于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这两个复杂的概念背后各自持有一套价值旨趣和伦理规范,导致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难以完全重合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而这两种认同的矛盾直接引发了诸多国家治理的难题。同时,在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下,“公民”概念也无法继续作为一种连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有效中介,必须探索一种团结多民族国家全体国民的新路径。而对以“文力”为代表的基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基因的概念的深入研究,能够为世界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我族类”思维惯性的国族整合之道。同时,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有助于形成一种非“民族国家”模型的国家理论,这种新的国家理论指向的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     

行政区划视野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国家稳定的大局。世界各国国情、政体不同,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本文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分析不同结构形式的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差别,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必须尊重、促进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合理化。通过改革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权与事权划分不科学、不匹配的问题;通过改革完善预决算制度和财政监督制度,进一步提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效能。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悖论与制度性重构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政治经济体,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计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以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当下中央与地方关系表现出普遍性的多重悖论或困境,严重困扰着国家目标的顺利达成。以强化中央权威为首要前提,以地方自治为根基,以规范化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及其均衡制约为主要内容,这种制度性重构乃是建设健康稳定的央地关系的合理选择。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及启示

晚清中央政权自身的衰落导致了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势力的崛起;财权、兵权、外交权下移,使中央政府丧失了政治权威和统治能力。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证明,平衡与协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最佳选择。     

民族国家:理论与现实

民族国家理论以民族自决作为理论依据,追求一族一国的经典模式.自其产生之后,这一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话题,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困境.实际上,民族国家理论的实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背景,因此,这一困境可以通过非殖民化背景下的鼓励、主权不可分割原则下的限制、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化进行尝试性解决.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研究

本文在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作者认为,要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实行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混合体制。为此,要在科学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还要发挥法律和政策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过程中的作用。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研究范围主要包括: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第二,改革开放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第四,中央与地方关系历史变迁的启示.研究成果显著.但目前的研究在历史分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方面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深亿.     

云南民族地区古代社会的基本行政制度及其历史根源

云南民族地区古代社会行政制度上存在着两种制度.即“羁縻制”和“郡县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全国统一的要求。适应了云南多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控制了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云南民族地区的发展。     

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与制度创新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传统的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优势明显,往往相机采取诸如讨价还价、曲解规则、改头换面和公开抗衡等对策以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上述博弈行为易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行为短视以及“政治创租”和“抽租”等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要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或者简化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线,而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提高双方的博弈水平,力求在满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达到全局利益均衡。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身份的启蒙:民族——国家与认同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治理问题上,多民族国家维护和追求统一常常通过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来实现;而多民族国家要在这种统一中维持国家安定与社会和谐则需要对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认真对待.如果说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概念上的分离是认识民族认同独特性的必要,那么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在事实上的同一为加强国家认同提供了可能.     

文化：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高度重视和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力量的同时,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