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视野下信访功能的定位

信访在中国成为问题与信访的功能定位有密切关系。国家把信访的功能定位在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方面,而公民更愿意定位在权利救济方面。由于公民对信访功能的定位和国家原初的定位产生了一定偏差,这使得国家在应对以权利救     

法治视角下的信访功能定位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信访制度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要求,在公民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当下信访制度功能错位的影响,探讨信访功能的回归途径。通过民主法治的全面推进、人大制度的健全完善、司法救济机制的改革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基于纠纷解决体系的思考

诉讼与信访分离是信访功能定位的第一步,信访制度功能合理定位应从我国整体纠纷解决体系的视角出发,以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树立司法权威为前提.根据我国政治体制以及现代社会发展趋势,把信访制度纳入人大的框架之内,将其功能定位为: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补充救济.     

反思信访困境分解信访功能建设法治国家

本文首先分析信访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困境,指出:政府对信访制度暂时的改革是应急之策,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长远一点的办法是利用法治国家的相关机构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化解信访危机,建设法治国家。     

制度互补与制度替代--政治参与视野下的人大与信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信访制度一道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参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有其不同的制度成长逻辑、运作形式.信访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意外出现使得人大一开始承载了信访的特定功能.随着信访机制在改革开放后的不断膨胀,人大信访工作也逐渐扩张.然而,在现有的权力运行框架下,人大信访工作的扩张却是以人大制度本身代议功能的边缘化为牺牲品的,这样非但不能根本上缓解信访机制所面临的压力,反而会通过人大代议功能的边缘化,最终损害中国政治的参与结构."信访洪峰"所昭示出的参与危机的解决有待于包括人大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参与结构的整体完善.     

论信访的行政救济功能及其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信访兼具有监督和行政救济两大功能,但在实践中更多地承载着救济个人权利、维护群众权益的作用,是我国行政救济机制中重要的一元.信访在行政救济程序方面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其权益救济的范围大于其他行政救济程序,但信访工作机构缺乏实体处理权.信访与行政复议之间既存在着分工又呈现出重叠关系,为了体现法定途径的优先性和提高行政救济程序的效率,两者之间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论弱势群体利益的信访救济

弱势群体是我国转轨制过程中凸现的复杂社会现象。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弱势群体及其利益的实现是我国在目前应该着重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信访又是弱势群体受到利益侵害时,首选的解决途径,因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时的信访救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重构信访制度，切实发挥其监督政府功能

就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而言．人们都在质疑信访定位问题．到底是一项什么性质的制度？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有不同的声音。如果从公民权利救济角度来看信访．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等都是权利救济的必要程序．既然已经有了行政和司法的权利救济方式．还要信访做什么？     

浅论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涉诉信访近年来已经问题化,甚至已成为维稳的政治问题。本文试从涉诉信访的概念、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其成因,进而提出构建司法涉诉信访解决机制,即法官职业化建设保障机制、三审终审机制、司法终结机制;以及司法外涉诉信访解决机制,即司法依据完善机制、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综合治理机制、推进宪政治理机制以及加强媒体监督和社团监督。     

变"人治"信访为法治信访--兼论新《信访条例》

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的<信访条例>,并于5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本文分析了新<信访条例>的主要特色及不足,认为新<信访条例>的颁布实施,仅仅是信访制度改革的新起点,后续的改革应该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采取渐进方式实现以法治为内容的信访制度,取消"人治"信访,从而逐步走出目前的信访困境.     

浅析法治视域下的农村信访问题

信访工作尤其农村信访是政府和老百姓沟通的桥梁,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普通老百姓"下情上达"的一条重要渠道,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树立政府亲民形象的一扇窗口。然而,近年来,部分地方的农村信访势头却逐渐升温,甚至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群访、重访、赴省进京上访的现象更是不断出现。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和让信访工作回归法治轨道的持续强化,面对上述信访现象,人们不禁要对农村信访的现状、引发的原因和法治社会下的农村信访工作对策进行深思,从而也促使我国农民群众的信访问题逐步走向合法信访和理性信访的正常渠道。     

“信访不信法”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政策建议

"信访不信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访民并不是完全不相信法律,只是想要穷尽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手段而已。信访制度被确定为权利救济途径后,访民由于对信访制度的误解将其作为凌驾于司法救济之上的最终救济加以利用。无论是对访民个人还是对国家而言,信访制度带来的净收益都是负值。当下迫切需要将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剥离出来,重新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

中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信访制度和司法制度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出现了重叠,信访制度面临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改革信访制度,积极探索转型期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以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信访综合症”背后的潜规则

公民往往把信访看成了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信访就会不可避免地将问题向更高层集中。     

国家治理视野下信访制度特性和功能的再审视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宝贵制度资源,它是体现"公民信赖"的制度,是遵循"动态民主"的制度,是简便高效的"权利救济"制度,是范围广泛的"权力监督"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审视信访制度,当前的信访制度具有特质数据、负正效应、隐性推力和刚性依赖等四大特性。新的历史时期,信访制度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权益保护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风险预警、政策纠偏的制度设置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和实施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和法定渠道,从长远而言,推动新时期信访制度的改革完善,应积极推进以信访立法为抓手的信访法治化进程,推进信访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重要制度设计,推进信访机构成为党和政府重要的特色智库。     

游走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访的发生学原理及行动逻辑

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设置和政府产生的内在逻辑蕴含信访的发生学原理。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给民众所安排的一种诉求表达机制,信访在政府与民众的体制性沟通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它表达的既是民众对政府能解决利益诉求或权利救济的期待和信赖,也是政府对民众通过体制性渠道反映个体或群体利益诉求的信任。然而,囿于非公开化的处理过程、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目标的确定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论等因素,大多数信访行动会失效。失效的信访行动会通过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失序而导致政府信任流失。政府信任的无限度流失会影响执政党的政权巩固,因此,在无法完全革除信访制度的当前,急需从重新审视信访的功能定位、革除压力型信访考评机制、整合信访机构并形成合力等角度提高信访效度,进而增强政府信任。     

以有序的政治参与化解信访难题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政治参与理论警示我们,不同的参与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符合政治稳定的要求。当前中国信访参与陷入了种种困境,以政治参与的视角透视其成因,包括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相关法律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官本位与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上访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鉴于此,提升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完善法律引导、大力发展政治参与型文化,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网络信访、社会组织参与等新形式就成为化解信访难题,引导公民信访参与有序化的重要途径。     

加强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

信访与行政复议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是减轻信访压力,将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基本思路。当前,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存在诸多问题: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不清,二者衔接互动的标准不明确,衔接互动的方式不合理。加强我国信访与行政复议的衔接互动,应准确定位信访制度,明确衔接互动的标准,建立衔接互动的工作机制。     

我国社会转型期信访与司法契合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近年来,由于信访和司法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矛盾纠纷集中通过信访化解,严重制约法治社会建设.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在阐述现行信访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功能定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弊端和改革必要性的基础上,探索信访与司法契合的路径,旨在推动信访、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信访、复议和诉讼各司其职,相互衔接,协调统一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