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论公民与政府关系及其启示

公民与政府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需要处理的第一大关系,两者之间的和谐状态是社会和谐十分重要的方面.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位转折性人物,密尔早在19世纪中叶就对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对政府形式的选择、好政府的标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公民与政府的权力划分等作过许多精彩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处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角色、构建和谐的公民与政府关系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探析

新媒体时代政府与公民关系应是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以公民意识觉醒为基础的治理与自治的关系、以政民良性沟通为特征的合作性伙伴关系以及以网络监督常态化为特征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政府忽视公众需求,过度干预社会;公民意识薄弱,公共利益代表缺位;政民缺乏良好的沟通,政府公信力缺失等.因此,需要从社会、公民与政府三个层面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公民要培育自身的公共精神、理性参与政治生活;社会要大力培育建立社会激励机制、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政府要大力推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完善网上信息公开制度、健全社会安全阀制度.     

论当代中国政府权力社会化

政府权力社会化是政府权力逐步向社会转移的过程,它作为社会发展一个不可变更的历史趋势和当代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既具有科学管理的价值,又具有民主政治的意义。然而,在当代中国,它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制约因素或曰障碍。因而它的实现必然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与目标。     

刍论政府权力的匡约——一个公民文化的维度

公民如何保持对政府权力的控制,一直以来是民主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在我国,限制政府权力任重而道远,我们不仅要重视宪政的制度建设,同时更需聚焦于深层的公民文化建设。公民文化既是对宪政体制局限性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更是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软机制。当务之急是以“有限政府”视角,从文化涵化和文化濡化两个维度建构公民文化。     

论现代行政文化氛围中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行政文化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管理的方式和特点,也决定着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定位.随着加入WTO的日期临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需要吸收国外现代行政文化之所长,对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建设中国的现代行政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公民关系,从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力,提高政府效率,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组合模式:一种逻辑分析的进路

根据政府与公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强弱之别,政府与公民关系也主要体现为强政府—弱公民的精英治理、弱政府—强公民的公民自治和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这三种演进模式。哲学王思想是精英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强政府—弱公民的特点通过精英治理的几个关键环节体现了出来。市民社会促使了公民自治作为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生,弱政府—强公民的关系通过公民自治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出来。法团主义使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有其内在的要求。     

当代中国地区政府间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地区政府间关系是指当代中国各地区政府之间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合作而形成的横向关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各种形式经济区的形成,各地区政府间的横向关系日益密切和活跃.理顺和发展各地区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对于缩小中国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重塑公民: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的考察与反思

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公民首先表现为一种资格,权利与义务的内在规定是其本质的要义所在,只有二者统一,才能外化为公民身份.当代中国农民的公民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出单向度的特点,税费改革后这个特点发生了逆转,但也使农民的公民身份陷入了困惑.当前,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融入许多新的时代因素,新农险以其法理性契约关系的模式给重塑农民的公民身份以启迪,让我们反思过去,审视当下,积极创造条件以塑造新时代理性的农民公民.     

论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权

公民参与权是公民具有的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参与权是实现行政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权可以从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两个角度加以分析.我国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权利体系应该主要包括公民知情权、公民动议权、公民听证权、公民监督权、公民救济权五项权利.     

契约经济学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述论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相容是造成政府公信力递减的主要原因.契约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契约关系.如果排除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仅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是天然的不完全契约,并且存在“目标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执行机制与激励策略修正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试论当代中国政府结构之优化

政府是为了满足社会韵公共需要而产生的。而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因而在此理论视阈下,一种优化的政府结构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于是围绕着政府职责这个轴心,可以将政府结构分为政府的总体规模、政府间关系结构和官员结构三个紧密相联的层面。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探讨政府结构优化问题尤为显得紧迫和重要。     

当代中国公民满意度研究的进展与评价

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践,对公民满意度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意义、问题、困境与突破,及公民满意度测评的价值、技术、体系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但从总体来看,国内公民满意度研究存在着研究重视程度不够、研究内容不系统、研究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以推进,促进我国公民满意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和突破.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在全球化进程中 ,政府与公民的互信和回应 ,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游戏”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更应强调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在解决这一问题中 ,应强调主权原则仍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的前提 ;应强调重塑政府在公民中的形象 ;应强调建立政府与公民的新型合作关系     

论公民社会的权力监督功能

公民社会是反腐败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是政治力量平衡的政治安排、合理机制和合法结构。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的现实性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社会阶层分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正义性表现在实质性特征、形式正义性特征和程序正义性特征三方面。公民社会监督类型可分普遍性监督、制度性监督、自治性监督、结构性监督、功能性监督。加强公民社会监督功能的路径在于实现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论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影响

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管理的方式和特点 ,本质上是其行政文化的再现和具体化 ,行政管理受行政文化的支配和制约。不同的行政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行政管理思想、学说 ,政府管理组织与公民关系会有不同的定位。本文分析了我国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影响 ,即在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与缺失 ;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必须处理好行政文化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关系 ,对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 ,积极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公共权力流失的若干表现形式

公共权力流失的形式很多,在其运行过程中,常见的有:变异型流失、渎职型流失、失误型流失、制度型流失、博弈型流失、低效型流失、过剩型流失或短缺型流失、保护型流失、"三乱"型流失、奢侈型流失等具体表现形式。     

新型政民关系建设之探讨——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作为探讨个人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始于古代朴素契约论,繁荣发展于对近代政治实践的思考。社会契约理论为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反观现实政治实践,社会契约论精神对政府自身建设与个体公民意识的培养都提出了要求,且对当前新型政民关系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论转型社会期民众公德伦理与公民意识培养

转型社会期部分民众道德水准下降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现代公共生活传统的国家,市民在公共意识形成和公共生活能力的发挥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公民公德伦理意识欠缺,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加强以“公民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公民素质的培养,是新的历史时期道德建设的关键,是民众新的德性素养历史性生成的重要保证。     

政治沟通与公民参与:转型期中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转型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呼唤,更是当代政府改革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深化政府公信力的理论研究,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践行步伐,对于转型期巩固和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营造和提升和谐官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现实意义。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现实挑战,必须尊重时代特征和要求,以现实国情为基本依据,以政治沟通为主要渠道,以公民参与为有效手段,理性选择适应于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和提升的基本途径。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具体路径主要有:通过意见表达来监督政府权力;通过直接参与政府决策来监督政府权力;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监督政府权力;通过大众媒体的曝光和第三部门职能分工也可以监督政府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