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经济学视阈下的政府公信力问题述论

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相容是造成政府公信力递减的主要原因.契约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包含多个层面的契约关系.如果排除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阶段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其它因素的影响,仅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是天然的不完全契约,并且存在“目标不相容”、“信息不对称”等委托代理问题.可以通过自我执行机制与激励策略修正政府与公民间的契约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     

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政府对新生的公民组织来说,依然是处于强势地位,政府的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公民的利益及其对政府的认同,它还动摇了政府自身的合法统治基础。实现政府管理的科学化、社会管理的法制化和人民生活的民主化,必须首先实现政府和公民的理性博弈。为了使公民社会组织得到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必须重视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成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要防止与政府产生不必要的对立。公民社会组织应当通过正规的与非正规的渠道,与政府及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市场共生共强机制。民主体制下唯一良好的权力配置就是强社会与强政府共存;在这种格局下,政府有能力高效地工作,公民社会也足够强大以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弱小,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基于心理契约的领导干部忠诚度研究

正任何组织和成员之间都存在着心理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双方心理结构上对责任与义务的理解和期望。忠诚作为每一个成员对组织的义务,成为维持双方心理契约的要件,毫无疑问,忠诚度高低会对心理契约的良性构建产生影响,并进而影响到组织成员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心理契约的履行     

公民社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角色与功能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土壤和基础。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公民社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是一种相伴而生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又影响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在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在于:影响政府决策,促进政治参与,推动社会自治,监督政府权力,推进政治民主,推动政府改革和增进社会稳定等。     

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这个概念反映了两层关系:一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某一国公民意味着享有该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包括请求国家保护的权利,同时也负有该国规定的义务,包括管理国家的义务;二是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相互尊重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关系下的公民社会,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精神也在逐渐的培育之中。     

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人类的群体性活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在自然法条件下,每个理性的公民都设法把自己利益最大化,这种交集的必然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交易成本增加。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公民共同让渡出部分权利以契约的形式委托第三方代为管理,这便产生了公共管理。因此,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实现为基础,公共管理部门作为契约的委托人,必须在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随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决定社会公共管理走社会、市场、政府有机结合是有效实现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组合模式:一种逻辑分析的进路

根据政府与公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强弱之别,政府与公民关系也主要体现为强政府—弱公民的精英治理、弱政府—强公民的公民自治和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这三种演进模式。哲学王思想是精英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强政府—弱公民的特点通过精英治理的几个关键环节体现了出来。市民社会促使了公民自治作为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生,弱政府—强公民的关系通过公民自治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出来。法团主义使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有其内在的要求。     

社会组织与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实证案例

社会组织的兴起是社会力量成长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社会自组织和自服务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关系的调整，体现了现代政府与现代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社会组织的全面积极参与，当代政府改革已经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机构、政务流程和部门职能的自我再造，而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     

论农民利益的缺失--从国家与农民契约关系的角度

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契约精神要求国家必须对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公正的保护和分配;要求必须通过契约来合理地划定各自的权利(力)范围,尤其防止公权力的滥用。中国农民利益缺失的关键在于国家与农民间的契约关系残缺且失衡。所以,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立良性的契约互动关系,是解决中国农民利益保护的根本之道。     

由现行法律的契约性看政府责任的构建

政府责任是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根本区别。近现代社会的大多数关系表现为平等的契约关系,近现代法律大多是对契约关系的确认。根据“主权在民”学说的阐述,政府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产生的,政府不受人民信任或偏离人民的授权而行使职权或职责,对此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责任包括道义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我国要实现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目前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政府责任制度的建设。     

论服务型政府时代的来临

服务型政府是继统治型和管理型政府之后的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的生成源于公民与政府的契约、全球化、市场化和公民社会的到来,以及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对修正官僚制缺陷提出的的必然要求。     

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转型进程中,我们发现,政治国家的力量大大超越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社会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没,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并将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本文基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现状提出：建构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基础,现代公司的塑造是核心,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关键,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是保障。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建设,而较少受社会建设的影响。在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与生态处于从属地位。环境政治过程主体包括个人和团体,其中团体是环境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按照团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性团体、经济性团体和社会性团体;在环境政治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围绕着环境利益的分配进行着利益协商和博弈。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形成机制复杂,多重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各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最终型构了环境政治过程。优化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要依法规制政府环境行动,牵住环境政治过程优化的"牛鼻子";大力推动环境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保障社会环境利益的实现;逐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保障公民个体的环境利益;努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为我国环境利益的保障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基于公民互助的协同生产——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新模式

发达国家常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适用于我国时遇到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基于公民互助的公共服务协同生产模式.公民并不是单一的、均质的主体,公民内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使公民可以通过互助互惠满足彼此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公民与政府协同生产公共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对政府、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依赖.此外,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变会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改善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减少社会失序的风险.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行政改革与制度创新

行政改革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结合部的战略地位。把行政改革定位在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 ,是适应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制度变迁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 ,从战略与理论两个定位出发 ,强化政府的制度创新职能、实现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与社会及政府与基本的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完善和规则体系的健全等现实目标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任务。     

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及其价值反思

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并以此作为审视和建构政治社会的前提。人们订立契约,放弃“自然人”过渡为“公民”,并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确立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共同体成员的委托,并受到契约宗旨的约束;公民的政治义务也是因自愿的契约而成为必然。这种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与自然法观念密不可分。契约论政治论证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为近代主权国家、宪政国家理念铺平了道路;其缺点是无法协调好社会正义原则和个人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用工具理性的计算遮蔽了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道德情感价值。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服务型政府建构

社会资本是一种广泛而有效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公民的信任与合作、有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基础上.充分发挥这种资源的作用对建立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建构依赖于公民的信任与合作;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实现离不开有序的公民参与网络;再者,服务型政府的运行依从于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价值理念.因此,必须大力培育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建设,贯彻落实公平正义的社会规范,为建构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创造条件.     

行政契约初探

行政契约指行政主体为执行公务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缔结的确认、变更或消火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它的魅力正在于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相互交流与沟通而达成的协议,因而留给公民发挥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余地;另一方面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体仍保持其原有公权力的身份,因而又能保证行政目的之实现。行政契约的出现反映的是一种社会需要,体现的是国家公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     

论公民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着力点

为了使公民社会组织得以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必须重视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它要防止成为政府的附庸,另一方面要防止与政府产生不必要的对立。公民社会组织应当通过正规的与非正规的渠道,与政府及其领导人建立良好的关系,积极寻求政府的理解与支持。公民社会组织要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在国家计划和政策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不断加强自己的活动能力。建立公民社会与政府、市场共生共强机制。